百年清華

夏鼐(1910—1985)，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中科院院士🐰。浙江溫州人。1934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1935年去倫敦大學留學🤸🚘，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建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

我直接向夏鼐先生請教的機會不多。印象比較深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遼西紅山文化考古發現前後的幾件事🛣。

1981年12月🧑🏼‍💻，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在杭州召開。我和孫守道同誌向大會提交了一篇《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的論文，被小組會推薦作大會發言👶🏿。由於文章所引用的材料，包括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雕龍💹，都不是正式考古發掘品☸️，題目又比較大💻，是否能夠在大會上講，定不下來♣️。就在大會發言的前一天午飯後🧑🏿‍🏭，夏鼐先生在賓館小賣部前找到老孫🧙🏼，由於夏先生說話聲音較輕👩‍🚒，老孫又因耳背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好在上世紀50年代初孫守道同誌主持西豐西岔溝西漢墓葬發掘清理工作，夏先生對那批資料很重視🫳🏼，《考古學報》編輯部曾給遼寧省博物館發函👩🏽‍🚒，希望發掘報告以《考古學專刊》系列編寫發表🤸🏼，1959年孫守道同誌參加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時🕑，與夏先生也有過接觸。夏先生知道老孫耳朵有毛病，於是就用手比劃了一個大圓圈，老孫一下子就明白了🧖🏿‍♂️，馬上請夏先生到房間裏🤦‍♀️，拿出三星他拉玉雕龍的黑白放大照片，並向夏先生匯報了有關情況👩🏻‍🦳。到了下午，會議通知我們👱🏼，可以在大會上講。

夏鼐先生在那次年會總結講話時👯，專門講了一段古代玉器問題🕯👩🏼‍🏫，雖然未直接談到紅山文化玉器，但較多地談到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和玉料的來源。後來得知🫲🏿，夏先生那一年在國外就以漢代玉器為題作過講演，並提到剛剛發表的江蘇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草鞋山遺址是1972年底到1973年初發掘的，在第198號墓中發現的玉琮☔️，是良渚文化玉琮首次正式考古發掘品，材料於8年後的1980年發表在《文物資料叢刊》第三輯，當時尚未引起更多註意🏒，就是在那次以東南沿海新石器考古為主題之一的杭州會年上🗿，也很少談到。但夏先生在那篇漢代玉器的文章中，三次提到草鞋山出土的帶獸面紋的玉琮🥢，以說明中國玉器的悠久傳統和漢代玉器對傳統的延續。

另一件印象比較深的事，是在牛河梁遺址剛發現的時候🏌🏿‍♀️。牛河梁遺址於1983年秋冬開始發掘，當年底，我們將發掘材料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向夏鼐先生和蘇秉琦先生匯報。夏先生對這次發現十分重視🫄🏻，尤其是女神廟和女神頭像，他要求將年代把握準確🤌🏽。第二年開春，考古所技術室負責人王予予和科研處負責人烏恩兩位同誌到牛河梁工地🔉。王予予同誌是我們聘請的技術顧問，臨行前夏先生叮囑他，一定要將地層反復驗證🌊。烏恩同誌將現場提取的三個木炭樣本親自帶回所裏作碳十四年代測定。測定結果是1985年3月出來的，正好是在北京大學召開中國考古學會第五屆年會期間🔃，於是大會提出第六屆年會準備在沈陽召開。我當時未參會➜💢，遼寧省參會的徐秉琨同誌打來電話，向我說明情況🏗。我覺得遼寧工作基礎較薄🤰，缺少系統考古資料，又從未承辦過這樣大型的學術會議，就告訴他🏧，能推就推🏌🏼。不一會兒，徐秉琨又打來電話，說在沈陽開會是夏先生建議的，於是事情就定了下來。

夏鼐先生對待重要考古材料的使用十分慎重，對田野工作的要求非常嚴格。通過以上接觸，我和我的同事們對此都有切身體會🍎，並常向年輕的同誌談起✋🏼，希望能共同繼承夏先生和老一輩考古學家身體力行並一再關註考古界的好傳統。夏先生學術視野開闊，在堅持嚴謹學術作風的同時，對重要考古材料特別是牽涉到重大課題的考古發現，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學術敏感性📒，以不斷指導和推動著學科的發展，並且對後學總是給予熱情鼓勵。

1991年3月，我參加了在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舉辦的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講座。那次會議是樋口隆康教授親自安排的🛥，會上我見到小南一郎先生，共同回憶起8年前🕹，也是在3月份，夏鼐先生應日本NHK電視臺邀請，作中國文明起源講演的事（小南一郎是那次講演稿的翻譯者）。重溫夏先生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要靠考古學解決；中國文明起源與新石器文化的關系；中國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長、有自己個性和特色🧍‍♀️，同時又吸收周圍文化因素包括域外文化因素等著名觀點。由此我想到，夏先生在遼西紅山文化剛剛發現時就予以特別關註，是胸中已有大課題。正如他在中國考古學多個領域所起的指導作用一樣，在中國文明起源這一領域，夏鼐先生是指導者，也是開拓者和引路人。（郭大順）

轉自 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