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7日,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終於走完了自己富有傳奇色彩的跌宕人生🔘,享年91歲。一個多月來,當年(1978-1981年)跟先生讀研究生時的歷歷往事一並浮現於腦際,思之夜不能寐也。如今🧓🏻⇾,仍在為學途程的弟子們丙也不能親耳聆聽先生充滿睿智的教誨和批評了,然而更為重大的損失則是史學界失去了一位能開風氣之先的大師級學者!公平地說,慮及先生90余年的荊棘人生中所經歷的種種挫折與苦難(1958年,先生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又被揪鬥,打入牛棚;接著被迫退職下放,僻居貴州山區達數年之久)🧑🏻🔧🧕🏽,先生能以髦墓之年告別人世,這確乎是個奇跡🤸🏽。或者毋寧說充滿荊棘的人生遭際與豐碩雋永的學術成果🦧🚌,兩者水乳交融,共同匯成先生的傳奇人生。如果從1932年(時年15歲)發表自話詩算起🤾🏼♀️,先生70余年問發表各種論著數百萬字⛸,為學界留下一批富有啟迪意義的原創性成果來看,我們不能不驚嘆先生生命力之旺盛與頑強,這更是一個奇跡!
就先生一生所涉獵的學術領域而言,先生無疑是一個學貫中西、並於文史哲諸領域皆有建樹的“通人”。先生外語功底極好,年輕時鐘情於“新文藝”,翻譯過蘇聯作家微爾塔的長篇小說《孤獨》,中年時又譯過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即《拿破侖第三次政變記》)和德國作家沃爾夫的劇本《奧京喋血》(又名《維也納工人暴動記》或《福勞利德鎮》)💅。先生還能創作,曾以自己年輕時在晉南山區與日寇周旋的生活經歷為基礎,發表過中篇小說《中條山的夢》(1946年發表於《文藝復興》雜誌,1951年由上海海燕書店出版單行本)等文藝作品🤘。先生自稱“一生偏愛哲學”,思辨能力極強🏄🏿♀️,出版過《邏輯學教程》,而最多的精力則是耕耘在歷史學領域中。先生是學界公認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的拓荒者與奠基者,他的《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是新中國出版的第一部農戰史專著;先生在中國土地製度史研究中的諸多創見現在已成學界共識🧔♀️,1984年,先生的《中國土地製度史》出版🚶🏻♂️➡️,該書由《論要》和《講稿》兩部分組成,共30余萬字。先生暮年發力💘,對中華文明源頭所作的重新梳理而成《學海暮騁》,該書匯集了先生從65歲至75歲問所撰的數十篇論文,而以文化史為主🖐🏽,反映出先生很深的國學功底和極高的思維水平🧑🏿🎄。硬朗堅實的西學和國學功底,恢宏開闊的學術視野👧,再加上精細嚴密的邏輯思維♓️,這幾項構成學術大師的必備素質,在先生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體現。正如哲學家徐友漁所說😳:“個體生命是有終結的🧑🦽➡️,但是精神上的延續確有可能。”先生精心結撰的學術論著已將自己的一生匯入人類永恒💲。就這個意義而言,先生不朽!
先生留給後人的還有一份寶貴的思想和人格遺產9️⃣。綜觀先生90余年離奇曲折而又內涵豐富的人生歷程,筆者的印象是:在遭遇人生坎坷和諸多挫折時,先生是一個能抗住擊打並堅持抗爭的人;面對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懷疑和批鬥時🤟🏿,先生是一個能堅持自身信仰並不斷反省的人;同時先生又是一個在持續的緊張和焦慮中仍能保持生命激情🏊🏽、道義追求和責任擔當的人。
一🧑🏽🎄、 過人的毅力——一個遭遇坎坷時能堅持掙紮的人
1934年,先生以優異成績同時考上北大、清華,後人讀清華外語系,從吳宓修大一英語🔦、從楊樹達修大一國文🪽、從馮友書修哲學史🧑🧑🧒、從張申府修邏輯學🚕,同時又在中文系選學了聞一多所開的四門課程:《詩經》《楚辭》《唐詩》(以上旁聽)和《中國古代神話》(選修)。當大學生時🧚♂️💽,先生因為“家境貧窮,只好靠稿費維持👌🏼,於是拼命搞翻譯。”先生從《莫斯科新聞報》、《國際文學》、美國《新群眾》以及《倫敦水星》、《讀者文摘》等外文雜誌上翻譯一些文章,寄到當時的《大公報》《益世報》《時事類編》等報刊上發表🧚。據先生說💇🏿,“有時一篇長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夠半年的夥食錢🤾🏿♂️。”同時也學做索引(index),編製過1935,1936年兩年的西洋雜誌論文提要🪂👨❤️👨,發表在校刊《清華周刊》上🫄🏻。先生因此自稱從14歲到23歲是“沉浸在新文藝中的11年。”由此看來,先生確實聰穎過人📏,青少年時已嶄露頭角🛬⚈。然而,若欲成就一番事業,聰穎卻只是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古往今來,因各種原因而被埋沒的聰明人該有多少?真是不計其數!)。更重要的是🚴🏽♂️,先生有“惡補”知識缺項和心無旁鶩🫒💍、長時間持續工作的過人毅力✢。先生說過🧑🏼🦱🏋🏽♂️:“一個人幹一樁事業🗣,不幹則已,要幹就叫它幹成,叫它一定能夠幹成,這是人一生中間很重要的一條綱。”先生的這種品格給歷屆學生和所有認識先生的人都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先生15歲由初中升上高中時,遭遇喪父之痛。為了以後能考上大學,下決心惡補數學🪆🪬,買了10大本練習簿✢,每晚坐在教室裏一動不動達三四小時之久。從初中的小代數、平面幾何👩🔧、三角一直演算到高中的大代數、解析幾何👨🏻🎨,每天做五六十道題🫲🏻。結果數學成績從初中畢業時的40多分上升到高中時的90多分、100分。此後,在人生途程的不同階段🚵♀️👔,先生利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曾多次“惡補”過不同的課目。如解放初在濟南市人民政府工作時➔,曾於工作閑暇跟文獻學家兼文物考古學家王獻唐先生惡補過文字學功夫。他借來《兩周金文辭大系》等大部頭古籍,對照著青銅器上的款識🧔👨🏻🦳,一器一器對照查讀,結果甲骨文、金文和文獻學水平有明顯提高。20世紀80年代為參與文化研究,先生又以古稀之年“惡補”先秦諸子和《十三經註疏》等等。尤為令人感慨的,是先生1960年初以“右派”身份從河西山丹農場“勞改”同來時,已形同骼髏,氣若遊絲。在床上躺了數日緩過勁來後,竟將英文版的《王爾德全集》翻來覆去地讀,接著動手翻譯其中的《道廉格雷的畫像》🧑🦯➡️。書譯完了,人也慢慢恢復了。當然,先生的“起死回生”亦有賴師母的百般扶持和精心調理🧑🏽💻。每當先生遭遇挫折、虛弱不堪時⛲️,師母就是重新點燃生命之火的“火種”。事後🔧,先生常對人說🛀🏻:“譯一部書,能救下人一條命。”先生生命力之頑強於此可見一斑,這恐怕也是先生高壽的原因之一吧。記得思想史家朱學勤說過🙃,“中國是一個磨練人類耐心的最好地方。”我們不禁要問,先生的這股子韌勁和毅力究竟來自何處?我的同門師兄秦暉說🪶:“趙先生平生治學一出於‘愛智求真’的純然興趣,二出於某種理想主義熱情和責任感👍🏿。”此話當然不錯。我的理解是,先生是一個在遭遇坎坷時能堅持掙紮的人⚔️📴。支持先生從死亡線上掙紮過來的翻譯過程,其實也是先生在百般無奈中重新探尋生命意義和存在價值的過程🦠。通過讀書和翻譯🥛,先生讓自己的靈魂回到思想中🧑🏻🔧,讓自己卑微而又脆弱的生命重新回到人類文明發展的康莊大道上來。正是在翻譯中,先生通過重新發現人生的意義並確證自己存在的價值,從而增添了再苦再難也要活下去的勇氣。生命隨思想而升華一一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追求知識和智慧,進而解悟這不易悟解的人生遭際和世事奧妙🙊。也只有讀書、寫作這條路🚽,才能暫時忘卻肉體上的痛苦,稍稍撫平心中的創傷,從而更平靜地在學術研究中實現自己的人生規劃和既定目標👨🏻💼。我的這種解讀👩🏼🔬,應該不是瞎猜🫄🏻。因為先生早在當大學生靠翻譯掙夥食費時就體會到,從翻譯中可以得到“無窮無盡的啟發和滋潤”。當年🆒,先生奔赴抗日前線的前夕(1937年7月),突擊完成了一部反映蘇聯十月革命後富農暴亂的小說——《孤獨》的翻譯。先生通過翻譯“懂得了俄國富農是怎樣一個階級🧑💼,它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如何由於階級利益與布爾什維克黨處於敵對的地位🧷。又看到列寧的政策,一方面由著名將軍杜哈切夫斯基率軍進剿🧑🏼🦳,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調整糧食政策,爭取個體小農和貧農走到布爾什維克的同路上來。”而當先生1960年初從山丹農場同來,在生命之火漸趨暗淡之時,先生腦海中自然會浮現出自己人生不同段落中的種種經歷及其教益,這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還有一事可證🧑🏽🚒。1941年🧙♂️,先生的清華同學王瑤從西安來乾州相訪,當時先生因病從山西抗日前線回陜西養病👩🏻🚀,正在乾州中學教書。經過幾晝夜的暢談,先生和王瑤一致認為📻,二人將來“進《宰輔傳》壓根沒有門💖,進《忠烈傳》也未必有資格,進《貨殖傳》根本沒有那本領🧑🏽🏫;到頭來還是進《儒林傳》吧。”所謂“進儒林傳”在其現代意義上👝,無非是“踏進學術圈子,成為學林中人”的一種戲語。事後,王瑤去昆明拿研究生文憑去了,而先生則在教課之余,“一面泛覽明末清初關中的理學,一面追蹤江東大學者顧炎武在關中活動的蹤跡🖌。”也就是預備從新文藝向史學研究“跳槽”了🧗🏿。結果是一篇考據性論文《清初山陜學者交遊事跡考》得以公開發表🧝🏽♀️,並得到傅斯年、胡適的嘉許。此文成了先生的“成名之作”,並因此敲開了由姚從吾執掌的河南大學之門🏮,成為歷史系的一名副教授。先生所開的大一通識課“中國通史”和從嵇文甫先生手中接過來的大三專業課“明清思想史”,均受到好評👨🏻🦽💏。課余經常徹夜不眠♙,發奮撰寫《清初四大學派》𓀏、《王山史年譜》、《張爾歧年譜》等論著,而對王山史🈺、張爾歧等關中學者的研究,只是先生“顧炎武研究”的外圍環節而已🧑🏼🏭。所以此後一發不可收拾✦🤾🏻,學界聲名鵲起,解放初便與童書業🍳、工仲犖等人成為山東大學的“八大名教授”。1961年初,先生摘去“右派”帽子後銜命去北京為學校買書,順道拜訪老同學王瑤(時為北京大學教授)時,二人開玩笑地說起“我們現在都進了《儒林傳》了”雲雲。我想💀,或許這種“生命不止,求知不已”,一心想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人生規劃”🗼👩🏻🦱,成了先生一輩子的內在動力🏣,至少也是動力之一🌷。
若再要追問🖐,這種內在動力來自何處?人當然有謀生乃至養家的需要,也難免會有成名成家的向往🚕。想想先生30歲時踏入高等學府,一個副教授月棒330大洋,遠非陜西八年中學教員的收入可比。這是多大的改善呀!然而停留於此卻無法解釋先生後來在“文革”中被迫退職、僻居貴州山溝時🧜🏼♂️,還要重新料理《中國土地製度史》講稿🐜,明知不可能公之於眾🐰,仍要手工謄抄三份💆🏼♀️,並在稿件意昂体育寫下“籬槿堂遺著”五個大字的舉動;更不能解釋先生40歲時被打成右派⤴️,教學和發表論著的權利被一並剝奪之後💍,仍舊讀書不止、筆耕不輟的倔犟勁頭🛹。這種不向命運低頭、不向權力投降的生存姿態🧑🏼🍳,背後必有形而上的信念在支撐。
二🦴📵、 堅定的信念——一個有信念、有秉持、有“把柄”的人
是的,先生是一個有信念、有秉持、有“把柄”的人🍡。這“把柄”絕非虛語🌡,而是可以找到實證的。1946年👩🏻🎓,先生從陜西赴上海參加“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復員大會的途中,決定在開封下車🤶🏻,看看河南大學。在拜訪嵇文甫先生(時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文史系主任)時🤷🏿♂️,兩人在明清思想史這個題日上相談甚歡。嵇先生談孫夏峰👻,趙先生談“關中三李”。這兩者合在一起,構成一部“17世紀北方文化史”的主要內容,所以連談三夜。趙先生援傅山《霜紅龕集》,說傅山在謁見孫夏峰後的一則“劄記”中談到他對孫的印象,中有“外似模棱,而其中實有一大把柄”之語💏。嵇先生“感同身受”(稽在開封刷絨街的住宅墻上刷有“總裁”蔣中正的訓詞“紛雜錯綜的思想必須糾正”),擊節贊賞。這“把柄”就是做人的信念,堅守的原則,不能突破的底線🚵🏽♂️,當然也是艱難困苦中堅持前行的動力。趙先生對傅山“把柄”雲雲當然印象深刻,所以當嵇先生談到孫夏峰時插入此事🔮;堅持馬列主義信仰的嵇先生在國民黨河南警備司令部的監視下,頗感“抑製”,所以會發生共鳴。
先生一輩子行世處事,確實也是有信念🧑🏼🦱、有秉持、有“把柄”的👩🍼,試觀如下數事:
1.全身心投人“一二·九”運動🏊。1935年🍾,“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作為“左翼作家聯盟”清華園小組成員,先生全身心參加了由共產黨秘密領導的前後五次遊行和抗議集會活動(1935年的“一二·九”、“一二·一六”,1936年的“三·三一”🫐👈🏻、“六·一三”、“一二·一二”),首尾兩年。身材偉岸的他在遊行隊伍中🫑,執掌意昂体育平台門旗,走在抗議隊伍的最前列。但當清華地下黨的負責人蔣南翔動員先生加人組織時,先生卻以《列寧傳》中提到的馬爾托夫(只願作布爾什維克的朋友,而不願入黨受組織約束)為例婉言拒絕了這個邀請🤽。先生說:“我感到自己有點像馬爾托夫。我願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事實上,這種“自由主義”氣質在先生血液裏流淌了一輩子,絲毫未見減少,只是為因應時勢變化而時藏時露🚶,時隱時顯而已。
2.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1937年7月,盧溝橋炮聲轟響北平上空之時,先生時年20歲,正在清華外語系讀大三。值此中日大戰一觸即發、民族危機無比深重之時🪂,先生匆匆結束了《孤獨》一書的譯事👨👨👦👦,在“盧溝橋事變”後的第12天,將譯稿郵寄上海沈雁冰(茅盾)後🧩,即毅然決然投筆從戎👷🏻♀️🛫,踏上了奔赴山西抗日前線的征途。先在民族解放先鋒隊屬下的戰地動員委員會做抗日宣傳和發動群眾的工作🐶;繼又直接穿上軍裝🦎,到晉南夏縣支隊任連♻️、營指導員🫳,在中條山和日軍打遊擊。在晉西北動委會工作時,為避日軍,組織上讓外省幹部(不能說當地方言者)渡過黃河,撤到陜北👎🏽🧔🏻。先生和師母就此到了革命聖地延安一趟(1938年3月中旬)。先生看到,根據地正在開展“批張”(張國燾,時任邊區政府主席)運動,加之“小老鄉”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主持“肅托”(反對托洛茨基派)工作,就婉拒了進陜北公學的安排📚,要求回山西抗日前線工作。自然,這又是先生自由主義本性在“作怪”🤸♀️。先生偕夫人去延安⚉,因為延安是高舉抗日大旗的聖地,也因為延安是先生所信奉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大本營”。但先生同時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同時還想看到一種自由探索真理、自由選擇信仰的製度環境👩🏿🎤。“批張”✊🏼、“肅托”中的種種過火、極左事情🤦🏼♀️,實在與先生所秉持的自由主義格格不人,於是只好要求回山西抗日前線去工作了🧒🏽。
3.當面頂撞華北大學副校長成仿吾。1948年夏,解放軍攻下開封🤱,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先生與嵇文甫等一批進步教授趕赴河北正定籌建華北大學。先生即在第四部(研究部)與範文瀾🫳🏿、艾思奇🧝🏽📘、劉大年,還有作家王蒙的父親王錦第等人共事。當時北平即將和平解放👩🎨,副校長成仿吾召集會議討論進城後如何接管北京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的事。成副校長發話,北平所有大專院校的教師都要親自到軍管會下屬的文管會報到👎,即便是像陳寅格這樣的國學大師🫅,也不能以眼力不濟為由讓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先生體內的自由主義血液再次憤漲起來,心想,“這是把自己當作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作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在文管會門口🥒,辦個受降儀式吧?”於是,先生講話了:“我講點題外話,我讀過一些列寧的傳記🤦🏻♂️。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兇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他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匪幫’。可是列寧怎麽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面包和黑魚籽來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抓起他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等他同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這一切,我覺得值得大家學習。”最後竟又提高嗓音加了一句:“特別值得成校長學習!”這當然是“大逆不道”一一駁了校長的面子。事後三天🚈,先生即被調離華北大學,以“支援桑梓”之名,打發到濟南市人民政府去工作了。
此後🏤,先生被打成“右派”和“文革”挨鬥、被迫退職等情節🧔🏼♀️,不必再去說它🤏🏽。反正先生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別扭”的人🧑🏿🚒、挨整的人就是了👩🏽🍼。其因無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先生從不靠近🧜🏻🧛🏿♀️、更不依附權勢,甚至可以說對權勢抱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警惕,常用挑剔的眼光來審視權勢者的所作所為🌟。無論在什麽時候♋️,先生總要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判斷和自主人格🙆🏼♂️,總要發出經自己思考後“自以為是”的不同意見來。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原是作為知識分子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學術文化事業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構建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的製度環境中🍆,先生就難免被人“另冊”、遭猜忌,並屢次吃虧👝,甚而吃大虧了。俗語稱“性格即命運”,不錯;但我想補充一句,先生的處世行事👫🏻,亦說明“秉持即是命運”。先生在不少場合說過:“我絕不是拿學術做政治投機的人!”即便為此吃虧也在所不辭🤛🏻,這又有什麽辦法呢?
三、飛揚的激情——一個在緊張與焦慮中堅持尋找自我的人
30年前,我們給先生當研究生時,先生剛剛恢復教職,忙於上課、寫作、開學術會議,所以平時話並不多。給人的印象是沉穩✍️、平實、忙碌,了解我們的學習狀況時總是一句話戳到關鍵處🏋🏿♂️,叫你“無所逃遁”。所以🈁,每次去先生處匯報、請教時不免惶惶然🍈💂、惴惴然🐳,坐不安席🎅🏿。現在回過頭來看,先生的一生其實是充滿激情👨👨👦、道義和責任感的一生⚖️,當然也是屢遭挫敗🚶🏻、飽受磨難的一生。然而無論如何落拓、怎樣倒黴,他始終不改相信生活🌨、擁抱生活之初衷。據先生子女說,先生寫作時或會停筆哼上一二首小曲,其中即有“反右”鬥爭中傳唱的“右派分子就是壞🧑🏿🦳👽,臺上不說臺下搗蛋”之類言辭。這顯然是“自我調侃”🐀,也是讓腦筋休息一下的好辦法。但可以設想,此時此刻先生心底湧動的恐怕還有自己能抗得住擊打的自勉自勵,以及“躲進小樓”搞研究的一絲欣慰。先生一輩子筆耕不輟,視學術為自己的生命🧑🏻🦳💁🏻♀️。若無生命激情、道義追求和責任擔當6️⃣,如何能抗住一次大過一次的種種打擊,繼續發揚🤣、光大自己的學術生命?
毋庸諱言,先生也是一個有脾氣的人,為此得罪過一些人,或許這是先生內心激情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有些人說,先生有時會在某個不起眼的小事情上“光火”,脾氣發得很大,令在場的人不知所措(當然,我自己讀研三年只碰到一次,而且事出有因)🧝♂️。可能這與先生與生俱來的“天性”有關,如弗洛伊德所雲。但我以為先生情緒偶爾失控更可能與心靈和思想深處某種持續性的緊張有關。
先生年輕時通過“左聯”📇、“民先”、“犧盟”等組織靠攏革命🙎🏿♂️,也曾將血肉之軀匯人民族救亡運動(“一二·九”、打日寇)的潮流;但他始終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在不同場合一再固執地堅守自己的自由主義者身份而不肯加人“組織”🥖。——這是一種“緊張”。
先生通過新文藝和閱讀塔爾海瑪的《現代世界觀》(介紹唯物史觀和辯證法)📽、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以及列寧的《談談辯證法問題》等進步書籍,逐步而又真誠地皈依馬克思主義;然而在絕大部分時段中卻總是得不到代表著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的信任。——這更是一種“緊張”🛰。
先生本是一個心系國家👨👩👦、民族命運,因而也是關心政治的人,只是不願被政治權力整合🍜,怕失去獨立思考和行事的權利而已;然而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卻總是把先生當作不可信任之人審來查去❣️🧙🏿,一次次推向革命隊伍的“對立面”🐋👷♀️。一一這種緊張會伴以前途莫測的焦慮💷,更折磨人!
先生曾被學界很多人視為革命“左派”陣營的一員大將,但先生從沒享受過不少“左派”學人甘之如飴的諸多資源(更不用說權力了)🦃,反而被打入“右派”陣營,視為另類,此乃“薰蕕不同器”之故也(這再好不過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先生手裏只是認識現實世界和歷史世界的分析工具,而從來不曾成為打人的“棍子”)。一一這種緊張程度更高⛹🏻♀️,強度更烈。
先生30歲前後盼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更重要的是先生自己曾為此歷史進步作出過無愧於民族和時代的奮鬥和努力;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這一切卻不僅得不到承認🦻,反而在“文化革命”中被戴上“投機革命”等等帽子🏥,打人“牛棚”,屢遭批鬥。——這種緊張不僅來自外界壓力,同時來自內心的失衡和尊嚴的失落🫄🏿。
當然還有經濟方面的緊張:解放前,先生當河南大學副教授拿大洋時尚可維持體面生活;建國初幹部是供給製,先生子女多自然生活拮據;改成工資製的幾年之後又被打成右派,撤去教授學銜👩🏿🦱👳🏻♂️,工資連降四級,“監督使用”,生活更加艱難。先生的二女兒趙紀就是全國大饑謹的年代裏上皋蘭山為挖“地衣”(一種可以充饑的苔蘚類植物),失足落山而損🆎,其時正當花季少女。——這種緊張是基礎性的,彌漫性的,持續性的😴,無處不在,揮之不去🦵🏻。
所有這一切:理想與現實間的反差、抱負與事業間的落差🙍🏻♀️、信仰和遭際間的反背💻、貢獻與評價間的失調,以及連遭厄運後個人前途的渺茫和家庭責任的煎迫🤜🏽,等等🥹🦹🏼♂️,肯定會在先生內心引發持續的緊張和焦慮🎉。這一切不如意(包括事業、生活、家庭)猶如一股寒流常在心底湧動,稍一放松就會浮出表面。所以需時刻警惕,要緊緊壓住。如若這股暗流偶爾失控🪐,在某個不經意的關節點上沖破束縛,浮上臺面🚊,這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所以我們學生和先生的多數同事並不以此為憐。
上至偉人下至草民📍,任何人都會有局限,我的老師自不例外,這沒什麽可忌諱的,當然也不是學生輩的人可以肆無忌憚地說長道短的話題😷。我只是想要認真地、努力地理解我的老師和他所處的時代🧑🏻🦳🤹🏿♀️。我的認識是——
先生這一輩子,其個體生命已與民族命運的跌宕起伏構成諧振;
先生的馬列主義信仰與其自由主義人格和理想主義激情互為奧援💫,透射出耀眼的熠熠光華👲🏽;
先生的思想風範、人格魅力和學術貢獻已為後來者留下一筆富有啟迪意義的寶貴資源🩳;
先生桃李滿天下,名山事業後繼有人;
僅此數項,即足以證明先生不朽!
(作者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葛金芳)
轉自 《蘭州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