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嶽霖(1895－1984)，字龍蓀,湖南長沙人,哲學家、邏輯學家🕺🏻。1911年入清華學堂，1926年創辦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以後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
徐誌摩這樣描述他那個研究邏輯的朋友金嶽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撿起一根名詞的頭發🏡，耐心地拿在手裏給分。他可以暫時不吃飯，但這頭發絲粗得怪討厭的👱🏼🤏🏻，非給它劈開了不得舒服……”
金嶽霖主講邏輯學🛌🏿，有學生感到這門學問十分枯燥♑️👨🏿，便好奇地問他：你為什麽要搞邏輯？金教授答✌🏼：“我覺得它很好玩。”
西南聯大時🚑，金嶽霖曾開設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對很多人來說🐦🔥，聽這門課如聽天書。因而每次上課🔮😾，教室中只有零星幾個人🧚🏿♂️。其中一個叫王浩的學生卻是例外，頗能懂得個中奧妙。金嶽霖經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道：“王浩，你以為如何💠？”於是💺，接下來的這堂課便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
王浩後來赴美留學，成為國際一流的邏輯學家。作為金嶽霖最得意的學生，他感嘆❤️🔥，金先生的絕大部分文章和3本專著都完成於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寫過一篇《金嶽霖先生的道路》，他認為⭐️：“金先生於1949年以前及以後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這兩種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薦，值得追求。但我不以為一個人可以同時追求這樣一對難於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後的理想，可以說是以哲學作為一項思想上的武器4️⃣🧘🏿♂️，為當前國家的需要直接服務。1949年以前的理想則是以哲學作為一項專門的學問來研究，逐漸擴展後來者的眼界，改進他們的精神生活。
“為接近這兩個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準備都很不一樣👒，所以一個人如果多年來專心追求一個理想而中途忽然轉向另一個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續一個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績。”
1958年，金嶽霖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訪英。王浩當時正任教於牛津大學，便安排老師在牛津哲學教師會作了一個不長的報告。金嶽霖談到🥝，因為馬克思主義救了中國🧑🏻💼，所以他放棄了以前所研究的學院哲學⛈👩👩👦👦，轉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據王浩回憶🙋🏽♂️，當時聽講的大部分教師覺得像這樣的論證太簡單了一些🙅🏼♀️，“可是因為金先生的英式英語特別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師大多數對他很尊敬”🛝。
金嶽霖的哲學同行難以完全理解他為自己的轉變所給出的“邏輯論證”，今天許多研究者也覺得，對於他後來的轉變，很難理解。因為作為曾經“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哲學家”，以金嶽霖的過去推斷他後來的轉變，這中間“缺乏合理的邏輯過程”🔇。
1922年🤢，還在留學的金嶽霖在國內發表長文《優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裏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職業……獨立過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嶽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告訴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他在辦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1926年，金嶽霖留學回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裏做苦工😅，他們腦子裏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後來🔙，這個“哲學動物”於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自己說🤏：“解放後，我們花大功夫，長時間，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象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
研究者稱，金嶽霖的轉變🥹，乃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
王浩不曾面臨這樣的選擇。在他的記憶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他享受到生活貧苦而精神食糧豐盛的樂趣，因為與金先生有著“共同的興趣”和“暗合的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他覺得心情愉快。
當年的經歷📁，使王浩衷心希望：愈來愈多的中國青年可以有機會享受這樣一種清淡的幸福🙍🏿♀️！
摘自《民國那些人》🔤，徐百柯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意昂体育服務號
意昂体育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