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汪曾祺文學年譜》，徐強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35.00元

今年是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這位被稱為20世紀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最後一位“純粹的文人”😬⚅、最後一位“古典抒情詩人”的作家，用他好奇的目光和溫情的筆觸，構造了一個詩意豐盈的文學世界，讀者於其間可以品嘗人間五味，復觀草木春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汪曾祺文學年譜》（收入林建法先生主編的“當代著名作家及學者年譜系列”叢書）有助於我們認識這位作家，走進他的文學世界。

汪曾祺對文學語言的錘煉有著高度的自覺，其作品往往被視作漢語寫作的典範🎰。在汪曾祺的筆下，平常、瑣碎乃至沉悶的日常市井生活也能時時煥發出文學的光輝💇‍♀️。他曾在多處表達過這樣的觀點🚵♋️：語言是形式，也是內容，是載體，也是本體；語言和思想不可剝離，粗俗的語言即粗俗的思想；寫詩作文，要講究語言之美；藝術的語言往往是暗示性的，要講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自陳🤒：“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的創作生涯》）

當然👭🏻，汪曾祺能把尋常之物寫得分外動人👨‍✈️👊🏽，也是因為他所寫的多為故鄉（包括昆明這個“第二故鄉”）的風俗人情🧌、景致物什，他對這些都一往情深🏭。雖然十九歲時就離開了高郵，直到六十一歲時才首次回鄉💜，但他對故鄉的種種一直魂牽夢縈。念及這方水土，汪曾祺總能娓娓道來🌾：“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汪曾祺說🏏🏊🏽‍♂️，故鄉的各色店鋪和手藝人讓他“深受感動”，由此“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故鄉的印象“深深註入”記憶之中🥙，“每天沿著城東的護城河上學、回家🥜🏰，看柳樹♤🛖，看麥田，看河水”🚴🏼，他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退色的小城的人事”（《自報家門》）🌋。他說👮‍♂️：“我熟習這些屬於市民階層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談話語，他們身上的美德和俗氣。這些不僅影響了我的為人，也影響了我的文風。”（《我的世界》）

讀者談論汪曾祺的文學印象，用得最多的評語大概便是“淡”🙍🏻‍♂️，其余還有“清”“逸”“雅”“詩化”“唯美”“傳統與本土寫作”等等🧜🏼‍♀️。余華曾說，一個人的記憶決定了他寫作的方向。汪曾祺之“淡”，自然也和他的早年經歷🔼、求學道路等息息相關。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是一個開明⏳、隨和、有同情心，且富有藝術氣質的人，會畫畫🧔🏽、刻圖章，還擺弄過琵琶👨🏼‍⚖️、洞簫😖、笛子、胡琴等各色樂器😻。汪曾祺喜歡看父親畫畫，跟著父親“讀”畫帖🍴。他說，“我對畫家的偏愛，也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影響”，“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我的創作生涯》）✊。汪曾祺外祖父的家屋裏有一條橫幅，上面寫著“無事此靜坐”。年幼的汪曾祺常常“拿了一本閑書🏌🏿‍♀️👨🏿‍🦰，悄悄走進去🙅🏽‍♀️，坐下來一看半天👨🏼‍💼，看起來🚹🤏，我小小年紀👨‍👨‍👦‍👦，就已經有一點隱逸之氣了”（《無事此靜坐》）👥。

念小學一年級時🧝🏻🦇，汪曾祺學了一首《詠雪》詩，晚年憶及此事🪤🍟，稱自己那時“已經能夠感受到‘飛入蘆花都不見’的美”，且自己寫散文和小說所用的方法，也是從中悟出的✴️。（《我的小學》）小學和初中階段的國文老師高北溟先生，對汪曾祺有極大影響。高先生講課時，除指定教材外，還用自編的講義🥱，所選皆是“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的文章。小學畢業後的暑假期間，汪曾祺受教於鄉中名儒韋子廉（別號鶴琴）。晚年他如此回憶道：“先生日授桐城派古文一篇🎩🕺，督臨《多寶塔》一紙👩‍🏫。我至今作文寫字，實得力於先生之指授🫰🏻。”

然而，汪曾祺的“淡”也為他招致了一些非議。有評論認為，他的作品缺乏足夠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缺乏現實意義和教育作用🙁。汪曾祺對此做過一些回應。

在與崔道怡🧑🏻‍✈️、林斤瀾對談時，汪曾祺表示🛠：“我倆（按🏐：指汪曾祺和林斤瀾）寫作的社會責任感是比較自覺的🤠🧑🏿‍🌾。我常想作家到底是幹什麽的？……作家是從事精神生產的。他們就是不斷地告訴讀者自己對生活的理解、看法，要不斷拿出自己比較新的思想感情。作家就是生產感情的，就是用感情去影響別人的。有的人曾提出，說我的作品不足之處是沒有對這個世界進行拷問。我說，我不想對世界進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嚴峻的拷問👩🏽‍✈️；我也不想對世界發出像卡夫卡那樣的陰冷的懷疑。我對這個世界的感覺是比較溫暖的🥂。就是應該給人們以希望👩🏽‍🔧，而不是絕望👮🏽。我的作品沒有那種崇高的☃️、悲壯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社會性·小說技巧》）

在與施叔青對談時，汪曾祺再次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寫作）與個人的氣質有關系🔶。世界上都是悲劇作家也不恰當🏄🏼‍♀️。有人說我從來沒有對現實生活進行過嚴格的拷問⚾️，我是沒有這個勁頭，我承認這樣的作家是偉大的作家，但我不屬於這類作家，這點我很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不排斥冷峻思考的作品。”他還說🫡：“一定要我下個定義，小說應該就是跟一個可以談得來的朋友很親切地談一點你所知道的生活⛹🏻。”汪曾祺表示，自己追求的是結構松散、情節淡化的散文化小說🧣，“一般不寫重大題材”，“所關註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也會把它大事化小”，而且生活中雖遇見過壞人，“但我不願去寫他”（《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汪曾祺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麽坐下來歇一會，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讀一點我的作品🚫🤹🏿。我對生活，基本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人類是有前途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願意把這點樸素的信念傳達給人📐。”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看🥞，或許可以說🦀，汪曾祺的“淡”，實則是以其文筆文心🪆，確認和守護著某種“誠與真”。“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復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沖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歷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咤風雲的人物🧑🏼‍🤝‍🧑🏼，你叫我怎麽寫？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我只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說‘世間小兒女’。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七十書懷》）

不過🌀，上面所謂“沒有太多波瀾壯闊的生活”，絕不能僅從字面上作膚淺理解。應看到⚠，汪曾祺曾在《我的世界》中說，自己“不是個闖世界的人”👩🏿‍💼；他也曾對老同事梁清濂表示，自己“沒有生活”，故“寫不出小說”（見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但他也曾對施叔青坦言：“中國的各種運動，我是一個全過程。”言下之意，自己曾目睹過風雨飄搖，也曾親歷過世風升降🍈🤽🏿‍♀️、人事代謝。

那麽，如何理解“沒有太多波瀾壯闊的生活”與所謂“全過程”之間的矛盾呢？胡河清提出過一種解釋🎷。他在《汪曾祺論》中寫道：“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貫穿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意念💬，即把歷史視為戲劇。”他認為，汪曾祺的理想境界😴，乃是“似醉非醉🧔🏻‍♂️，似醒非醒，冷眼覷著喧鬧的塵世間不斷上演著的一出出正劇鬧劇🏂🏿、悲劇戲劇”💀🌏。汪曾祺有過一段不長不短的編劇生涯（可參看楊毓瑉《汪曾祺的編劇生涯》等文章）。很有可能🖖🏿，戲劇中的“間離效果”恰契合了“人希望將歷史加以戲劇化冷處理的世界觀”。胡河清指出，這種“間離效果”的設置🧑🏻‍🤝‍🧑🏻⏪，是“對歷史的一種解脫方式”，於是，“在這個過程中👬，沉痛的歷史悲劇性感受被‘‘間離’掉了。”因此，盡管“汪曾祺先生生當鼎革泰否之世♓️，一生經歷的家國巨變實在不少”🏪，卻仍能“判事那麽清楚，而性格又那麽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