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圖為陳丹青油畫《國學研究院》局部🌬，五位學術大師左起分別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吳宓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向稱“教授中的教授”，以學問論🫲🏼，怕是近代以來段位最高者🥻。中國文人有才者多狂傲之氣🚴🏽‍♀️。陳寅恪眼界很高💢，治學格局和氣度也大👉🏽，對學界的人和事，往往有獨到臧否，不過表達得婉轉含蓄。

近讀某人物周刊🥊，提到當年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引論》在昆明《中央日報》發表後，引起轟動🥕，並說陳寅恪也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史學家張其昀說，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張其昀問文章題目💇🏽‍♂️。陳答🧛🏽‍♀️，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於是♥︎，張其昀前往宜良訪錢穆，並將陳寅恪之言告訴了錢穆👨🏿‍🔧。這段學術姻緣大體屬實。不過👩🏻‍🎓，要說陳寅恪對《國史大綱》關註則有之💪🏻，“欣賞”卻未必。

這一點🤽🏻‍♀️，從錢穆的回憶中就能體會出來🧓。《國史大綱》印出後，錢穆曾致函陳寅恪⚃，請其指正書中的錯誤。陳寅恪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說🙅‍♀️，惟恨書中所引未詳出處🧑🏽‍⚕️，難以遍檢。錢穆對此的解釋是🙍‍♂️，這是一本教科書，力求簡凈👰🏼‍♂️*️⃣，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處🏇🏿。兩位史學家這段看似平淡對話🧏🏻‍♀️，卻是一場高手之間的內力比拼🚦，反映出陳寅恪對錢穆《國史大綱》的真實看法，簡單地說，贊許其態度，反對其方法。相比於《國史大綱》🌤，錢穆早年所著《先秦諸子系年》更受陳寅恪青睞。他對同為史學家的友人楊樹達說🧝🏼，這本書極精湛，心得極多🤸🏽🧚🏻‍♀️，至可佩服，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王靜安就是王國維。如果說近代學界尚有一人真正被陳寅恪看得上😯，應該就是王國維了☎️。

陳寅恪和王國維是清華國學院的同事♦️，兩人經常在一起談古論今。據王國維的學生戴家祥回憶，陳寅恪和戴在清華散步聊天時🤐，自稱平生最佩服王靜安，其次是陳垣。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陳寅恪寫的挽聯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尤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新手觸，待檢契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所謂“謬承遺命”⛹🏽☎，應指王國維遺囑中說的，“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吳是吳宓，陳即陳寅恪。陳寅恪忠於亡友之托👱🏼‍♂️🤦🏽‍♀️，把王國維遺著托王的助教趙萬裏整理6️⃣。又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商量🧑🏻‍🌾，由北京圖書館買進王國維藏書，以免喪失👩‍🍼。最初議價1萬元。但袁氏查閱藏書，發現有些為市面通行本⛓️‍💥，館中已有復本🧸，建議剔除部分藏書，並攔腰還價至5000元。陳寅恪又協商袁可先選，剩下部分由研究院同人及王先生親友選購👎🏼，留作紀念。不管得值多少，北京圖書館負責補足萬元。

陳寅恪是長期站在學術紅地毯上的明星😷，對他的研究汗牛充棟。也有人認為，陳寅恪與王國維互相欣賞🐛，是遺老惜遺老🙋🏼，在懷念舊時代中找到了思想共鳴。我以為，這種看法並不準確，真正的原因還得從治學態度和方法上找。以態度論，治史路向無非有二📮，其一，視歷史為完全外在的研究對象，將自身隔離於歷史之外，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考訂真偽、辨析源流🤽🏽‍♂️。其二，將歷史與研究者視為互文，以“體悟者”的心境和胸懷關照歷史，這樣歷史就不僅是外在於人的時光留痕👳🏻‍♀️🗼，也不僅是學者理性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心性體悟的對象，此時的史學家面對歷史🪅，看到的其實是自身文化人格之外化🏋🏽‍♀️，研究的過程其實是一場與往聖前賢的心靈對話，是和他們共同探討事關人類整體的一些永恒問題🧵。

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中曾批判有些人研究歷史，“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錢穆批評的，大體就是上文所說第一種治學態度。陳垣先生是宗教史大家，有的研究看起來生僻⏯，卻包含深切的現實關懷，比如他在八年抗戰期間所寫的《南宋河北新興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就以激勵民族氣節為旨趣👂🏿。而陳寅恪更是如此，無論是研究看似細末的狐臭🌛，還是晚年竭盡心力“頌紅妝”🎫，都是從歷史的微小處🛟，探究史事文化發展的大關節。而陳寅恪的文章之所以耐讀，也在於他總是從浩瀚的史海中拈起一兩朵浪花來🖖🏿，細致地展示給世人看，而這些浪花中折射的卻是無比寬闊的海洋👨🏼‍🎓，以及潮頭之趨向。當我們驚訝於陳寅恪捕捉浪花的精準能力時，其實應該想到，這正緣於他獨特的文化懷抱。我以為，在治史的態度上👨🏻‍🎓，陳寅恪和王國維，包括同為陳寅恪贊許的陳垣🦻🏼，以及錢穆采取的都是第二種治史路向🧟‍♀️。他們在這裏找到了美人之美的心靈通道。

不過，陳寅恪雖認同此“態度”🪁👨🏿‍🏫，卻還堅守“方法”的底線❤️‍🔥，恪守治學須秉持科學規範的方法。他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將王氏治學方法概括為“二重證據法”🤌🏼，要點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是他和王國維共同奉行的治學方法™️🎭。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證據說話的基礎上☕️，要是像《國史大綱》那樣用材料不註出處，就會喪失學術駁議或補正的基本條件🧙🏼‍♀️。前文說過👍🏻，陳垣先生是僅次於王國維獲得陳寅恪青睞之人，陳寅恪曾說🧚🏽🏇，陳垣“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後🟣，未之有也”。但新中國成立後，陳垣提出“法高郵”不如“法韶山”➕，“高郵”借指乾嘉學派，“韶山”不言而喻。這於陳垣固出於真心🏡，陳寅恪則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高郵”代表了治學的基本規範✤，這些雖屬於治學之“術”，但“術”若嚴重缺失🫵🏽，也會影響到“道”的暢快表達。而這個“道”🛜，又正是他與王國維等他看得上的文化人們一起悉心呵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