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陳寅恪在意昂体育平台新林院52號院內大陽臺。
史久芸信劄,有關陳寅恪購《叢書集成》事宜。
陳寅恪賣書買煤🥃,依然風骨矜持,半捐半售,毫無斤斤計較之態;胡適愛才惜才,爭取到美元保值支付,簡直可謂“雪中送炭”……一樁1947年的學者賣書事件,不失為一段可圈可點的學林逸話。
但殊不知🍡,陳寅恪不但於此年有過大宗賣書之事🚸👩🌾,也還曾有過大宗買書的事跡👷,這又為此學林逸話平添另一新的腳註了……
1947年冬✮🛵,陳寅恪曾將其個人藏書🍢,一批東方語文學專業書籍賣給北京大學🧔🏻😜。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在本年事輯中說到此事:“是歲寒甚。清華各院住宅本裝有水汀,經費絀,無力供暖氣,需住戶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爐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經及東方語文各書🪆,如蒙古文蒙古國誌🤥、突厥文字典等等💑,賣與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此師昔年所告)用以買煤。聞僅一室裝火爐而已。”
查閱抗戰勝利後的北平文教界歷史文獻,可知當時由於國民黨政府濫發法幣,導致物價飛漲、幣值劇貶;此時北大教授的經濟狀況普遍堪憂◻️,臨危受命的北大校長胡適曾多次出席北大教授會,商討解決北大教授們的薪資保值辦法🥛。這不僅僅是北大教授們的經濟危機,也是北平各大院校教職員工都在面臨的經濟危機,更是整個北平文教界的經濟危機🔄☎️,陳寅恪當然也不例外。從這一歷史背景來看,北大購買陳寅恪藏書以美元支付,在當時絕對可視作一種“特殊待遇”👩🦻🏿,這當然也與胡適個人的努力爭取有關。
新近發現的一通1947年9月4日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館經理史久芸致北平分館經理伊見思信劄🏠,透露了陳寅恪曾於當年購入《四部叢刊》初集2000冊的歷史信息,頗可據此管窺陳復員清華之後的學術生活細節。現酌加整理,轉錄信文如下🎈:
收信人👮🏻♀️🏂🏼:北平分館
見思先生臺鑒,意昂体育平台陳寅恪君前在貴分館預定之叢書集成初編定單A字2027號登記手續◾️,業已辦妥。第一二三期書計貳千冊,於日前交郵局作普通郵包裹掛號逕寄陳君。惟溢收郵費拾柒萬元應予退還。前開第30492號收據一紙🎅🏿,請憑敝處寄交。陳君收書收據將該款照付,連同收款據一並,寄下存卷是荷🤙🏻📏。即頌大安👹。
36/9/4
久芸36/9/4
首先,這裏需要略加說明的是,落款時間中出現的“36”🙅🏻,實指民國時代通用的所謂“國歷”,即為民國三十六年,非為公歷1936年的縮寫👩🏻🚀;故此信寫作時間可確定為1947年9月4日🧑🏻💼。而信中提到的“溢收郵費拾柒萬元”,也要說明是指抗戰勝利後惡性通貨膨脹之下的法幣幣值,更從側面印證了該信的書寫時間。那麽🧑🏻🦱,陳寅恪在此刻購買《叢書集成》,又是出於什麽樣的考慮,或者說是在什麽樣的生活背景之下,非得在並不寬裕的經濟條件下做此買書之舉呢?
原來,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離京南遷途中𓀔,陳寅恪藏書大量散失毀損,至抗戰勝利復員清華之後🌧🫏,可供學術參考用書有大量缺失🌃,急需補備。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丁醜(1937)條雲🤏🏼:
按:先生逃難出京後損失藏書甚多🥏。第一次交代底稿(即陳寅恪文革初期的交代稿)中談及此事:“抗日戰爭開始時意昂体育平台遷往長沙。我攜家也遷往長沙👨🏽🌾。當時曾將應用書籍包好托人寄往長沙🏊🏽。當時交通不便🧇,我到長沙書尚未到𓀐。不久我又隨校遷雲南,書籍慢慢寄到長沙堆在親戚家中🧘🏽♂️💡。後來親戚也逃難去了🧑🏼🎓,長沙大火時,親戚的房子和我的很多書一起燒光🧺。書的冊數🧕🏿,比現在廣州的書還多。”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總館在1935年印行的《叢書集成初編目錄》,1935年該書預約價🚶🏻♂️,一次性付清全款預訂者(在1935年5月內),需支付國幣460元;若分期付款(1935年7月內),則需支付國幣560元🖇🚌。這部書的郵費在預約樣張上也有明確規定,“各行省及日本”的郵費是國幣50元。當然🧖🏽,這是戰前未貶值的🦎,與銀圓幾可等值兌換的國幣售價,10余年後的飛速貶值的法幣價格則遠遠不止這個數額了。
據北平《世界日報》的行情報道分析🐐,美元對法幣匯率約為1:45000👨🏼⚕️。陳寅恪售書所得2000美元,折合法幣約為9億元之巨。由此可以揣想,1947年中下旬曾花費1000萬元購書,頗有重振學術生涯之意的陳寅恪,到年底時也漸不寬裕🕷,買煤禦寒也成問題,於是只能通過售書北大來暫解困局6️⃣。沒曾想👳♀️,陳寅恪的賣書之舉得到了胡適的“雪中送炭”,在他的直接授意之下,北大為之支付的書款不是每天都在貶值👨🍼、無法保值的法幣,而是比銀圓還硬通的美元2000元,當時按市值折合法幣竟可達9億元👾。
半個多世紀之後,回首這段陳寅恪買書賣書的往事,真是“豪擲千萬為購叢書👩🏻✈️,賣書買煤竟得九億”🕞,在看似令人嘖嘖稱奇的逸事中🦮,又蘊含著幾多時代滄桑與人生無奈🤷🏼♂️🦫。(肖伊緋)
轉自《人民政協報》2015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