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劉 超

民國時期🌡，知識界規模雖小🔳，但其中派系林立，人事鬥爭的激烈程度絕不遜於今日🦶🏻。只不過，那時的學界鬥爭🐦，既有人事上的爭鬥，也有學術上的爭鳴🚵、思想上的爭雄交鋒，這與現今頗不同👰🏻‍♀️。

在抗戰前🧑‍🧑‍🧒👇🏻，作為中國頭等學人雲集的清華學術共同體🦸🏻，其情況更是如此🎠。

一

話說 1932年5月11日 😉，清 華國文系 教授楊樹達致函系主任劉文典，“告以下年不願受清華之聘”🧚🏼。 5月22日 🧕🏽，文學院長馮友蘭找到楊樹達👩🏻‍🦼，說已看到此信，知其辭職之說，望其打消此意🏗。楊答曰🦸🏽‍♂️：“聞學校有人與余為難，故有彼信，免使學校為難🤦🏿🧜🏿‍♂️。余學問佳否🧘🏻💃🏿，姑可不論，即憑余之努力，學校不應因諸 先生無知之言而對余不滿。”馮“唯唯而去”😁🚣。翌日，劉文典回函楊樹達，不許其辭職，且雲“休假不成問題”🫰，望其“假滿後仍回校任教”。至此🖕🏻，楊的請辭風波告一段落🍅。

這位“為難”楊樹達的人物究系何人🧛？此風波背後又隱含著怎樣的學術意涵👉？這些問題頗值研究🧝‍♂️。

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具體環境🅰️，從上述信息可推知：第一，清華校內的確有人對楊樹達非常不滿🎣，有難以調和的利益沖突或理念分歧，否則不至於要驅逐楊樹達🧙‍♂️，楊也不會有此舉動🧑‍✈️🖐🏻；第二，此君應是文學院中人🙏🏽，否則楊不會找文學院院長反映或申訴。第三🧜🏿‍♀️，這個人乃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實力派人物🙇‍♀️，其意見、言行對楊樹達的去留有實質性影響💅🏿，倘或對方確實“人微言輕”，作為“漢學權威”的楊完全無需作如此強烈的反應，更無必要大動幹戈地找馮友蘭以辭職相要挾。因此𓀄，這應該是一位專任教師，而且很可能是正 教授，尤其是在校內有行政職務和影響力的名教授，且其個性也較強勢。而當時在清華文學院任教的實力派人物中，除了院長馮友蘭及楊樹達本人外，劉文典、朱自清🧑‍💼、陳寅恪、俞平伯、鄧以蟄、蔣廷黻、劉崇鋐🪆、孔繁霱、噶邦福、陳達👷‍♂️、史祿國、吳景超、李景漢、王文顯、吳宓、陳福田、吳可讀等。從治學領域來說🫘，外文系和社會學系教授與楊樹達的研究領域交集極少，而且人事關系也不密切，他們完全犯不著強出頭，與楊樹達過不去。因此，這個人物只能是在文🧖🏿、史🧞‍♂️、哲三系中的某位大牌教授。此君會是誰呢？不會是馮友蘭，也不會是陳寅恪🤜🏽、劉文典👿、朱自清🏭，而俞平伯、鄧以蟄、孔繁霱、劉崇鋐等皆相對本分、謹慎和出世，也不太可能會有此強勢之舉🤥🍬；當然，這個人更不可能是史祿國🪒👰🏿、畢蓮等外籍 教授🫴🏼。如此逐一排除之後，這個“為難”楊樹達的人的範圍逐步縮小🔖。至此🌖，可以斷言：此事最大的“嫌疑人”，無疑非蔣廷黻莫屬。

此間🚇👣，另有一個不起眼的細節或許也為此提供了些許線索👦🏽： 1933年9月27日下午，國文系主任朱自清與歷史學系主任蔣廷黻見面商談教學工作時，蔣廷黻問朱“明年可否去楊”。朱則說“楊這一年做得尚佳”🪟。蔣則謂“他認真倒是認真的，但訓練太差”📇☃️，並質疑：“語言學一類課程，是否必要。”朱則含蓄地表示語言學和文學一樣👨🏿‍🔬，是國文系課程的必要組成部分🙈。在人事方面，朱深感“教授不易動”🧑🏻‍🦯，應“再通盤計劃再談”。如是一來，楊樹達以退為進🧑🏻‍🦽，幾經運作，終於保住了教職，繼續在清華講臺上巋然不動。

由上可見㊗️，蔣廷黻對楊樹達確有不滿☂️，二者不僅在理念上有分歧👌，而人事上也不無爭鬥。在前述“驅楊”事件中，蔣至少是主要推手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推動者的話。對此，一貫為蔣廷黻多有美言的陳之邁也不諱言，蔣、楊之間確有扞格，是蔣“不允許他轉入歷史系”。當時🏭，蔣廷黻乃是知名的大牌學者，他不僅在外間頗有人脈和地位，而且是校評議會的成員🥽，在校內有不小的影響力👬🏼，故其建議對楊樹達構成的壓力可想而知。

此次“驅楊風波”雖屬小事，卻一石激起千層浪，此事如漣漪般不斷向外延展，把許多學界巨頭也牽涉進來了🫱。

事實上，在蔣、楊矛盾激化之前，楊樹達已得到了多方面的認可。此前🍜，在清華這個以“新”著稱的學術集團中，楊樹達已頗受推許🏋🏽‍♂️。極力主張建立新文學的國文系主任楊振聲、劉文典及之後的朱自清等，都認可了楊樹達。蔣對國文的修養較為有限，自難理解楊樹達的價值，但內行人士則不然🙎🏿‍♀️，尤其是這些年間陳寅恪對楊樹達的支持和推重異乎尋常。 1931年12月22日 🤌🏿，楊遇陳寅恪🚮。陳謂楊“近撰《漢俗史》及《漢碑考證》👨🏻‍🎤，見者如吳其昌、浦江清等皆極加稱許”，勸其“在歷史系授課以避國文系糾紛”。但他在征得蔣廷黻允許到史學系兼課後，又很快招致了蔣的不滿。蔣不僅反對他在史學系繼續兼課，且建議國文系解聘他👃🏼。

此時🦸‍♂️，外間不時有人請楊前往任教🤹🏽‍♀️。1932年初🐱，章太炎及黃侃來平後， 3月28日吳承仕邀宴😑，楊作陪。席間，章仍記得楊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一書，“殷殷以觀古堂藏書為問”。 4月3日 ，吳承仕告訴楊樹達說他剛 從章太炎 先生寓所來🐊；章認為👻👩🏻‍🦳：湖南前輩於小學多有不濟，“遇夫獨精審，智殆過其師矣”。 5月26日 🥢，楊樹達遇著名學者駱紹賓，對方告訴他🤸🏻，黃侃昨日南歸之前，曾說💇🏼‍♀️🕺🏽：“北京治國學諸 君，自吳檢齋、錢玄同外，余（季豫）、 楊二 君皆不愧為教授。其他則不敢知也。遇夫於《漢書》有發疑正讀之功🦃，文章不及葵園，而學問過之🕗。”在此之前，陳寅恪亦曾告楊樹達：“湖南前輩多從《漢書》，而君所得獨多，過於諸前輩矣🤸🏼‍♀️。”楊樹達因此而頗生自信🧑🏻‍🍼：“兩君當代學人🌯，其言如出一口；足見正實之業自有真賞音，亦喜吾道不孤矣。”（直至晚年🤦🏽‍♂️，已遠隔兩地的陳、楊二人仍有學術交流，足證彼此關系之近密。）

楊樹達不僅在學界頗受國內同行推許，他還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受東洋學界認可的中國學者之一🧑‍🧒。如在1931年8月📷，張季同（岱年）便在《大公報》撰文稱：今中國學人，止有馮友蘭之哲學，陳垣之史學，楊樹達之訓詁學，“足以抗衡日本”。是年9月，吉川幸次郎由日來訪🧑🏻‍🎤🍋‍🟩，見到楊之《讀樂浪書後》文字後，認為還是楊所持“棺中殘帛是衾非衣”之說為是。

1934年10月18日 國文系教師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請學校出版。學校囑陳寅恪及楊審查，陳又專門委托由楊獨力把關📯。陳對楊之推重，可見一斑。23日，楊樹達遇劉文典🤷🏿‍♀️，劉說：“我對 於遇夫 先生欽佩之至。”“近讀學報大著🙍🏼，實屬欽佩之至。不甚佩者，王八蛋也！’”劉文典與楊樹達乃同行，而蔣廷黻曾建議解聘楊；劉文典與蔣介石杯葛甚深🦶🏼，蔣廷黻則與南京當局關系不一般。蔣廷黻在劉眼中是否有“王八蛋”之嫌疑，不得而知。 11月23日 ，瑞典漢學名手高本漢將其所著《中國語語族論文》寄達楊樹達處。還有更鼓舞人心的消息陸續傳來👨‍🔧。 1935年9月21日 ，楊樹達在師範大學遇留美歸國的新科博士齊思和，齊言在美國留學時💅🏻，發現美國人學漢文者多讀楊著《高等國文法》，“其學哲學者近皆讀馮友蘭所著書，不復及胡適矣”🫅🏻🪈。

楊之成就與地位☕️，於斯可見💁🏼‍♀️。因此，蔣廷黻與楊樹達之糾葛中，顯然大有文章。

二

熟悉此中情境者，自當知道：蔣🎄、楊“過節”的出現雖顯醒目🦇，但絕非偶然；它有著長時間的發酵和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二人個性的差異乃誘因之一。蔣、楊皆湘人，個性較倔強，故二人產生過節並不意外。但在此外，更重要的還是他們在理念上的差異。

蔣廷黻素來非常強調史學要經受科學的洗禮✊🏼，賦得科學精神和現代品格。1934年🗿，他在申說清華史學系的治系理念時，就說：“中國史學不及西洋史學……在史學方法的分析方面——如考據校勘等等——我們的史家確有能與西洋史家比擬的人👮‍♂️；但在史學方法的綜合方面，我們的史學簡直是幼稚極了。”“以往我國的史家以治某書為始🛌🏼，也以治某書為終👨🏻‍⚕️🙆‍♂️。……我們有某書的專家，而沒有某一時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專家。實在治書僅是工具學。……然而史家最後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變👈🏽。”蔣廷黻認為西方的史學已經歷過科學化和近代化，而中國的也需要迎頭趕上👨🏽‍🚒🕠，實現近代化、科學化和中國化；在此基礎上🧘🏽🤵🏽‍♂️，方可建成一套與國際接軌的學術標準和學科體系👨🏼‍🌾，實現學術工作的國際化。而照此看來，楊樹達的治史工作，從理念到方法到技術和成果😒，都恰恰是前近代的🧛🏿‍♀️、是落伍的。作為少壯派史家的蔣廷黻亟欲建成世界一流的史學系，使清華史學系成為中國新史學的中心。為避免再“浪費時間”，他亟欲引進新力量，同時要解聘業已“過時的🤦🏻、落伍的”楊樹達等人。

在蔣廷黻看來，當時清華人文社科方面的教研工作中兩種難以容忍的不良傾向💉：一是食洋不化（以張奚若為代表）🏫🧚🏻，一是泥古不化（以楊樹達為代表）🚶‍♀️‍➡️。前者迷信西洋脫離國情；後者拘泥前人疏於當下；對西化者而言，需要“中國化”，對泥古者而言，則需“近代化”🔹；此外♝，兩者均須國際化。

其實，嚴格說來😮🥱，楊樹達盡管在學術上與蔣廷黻有甚大差異，但恐怕絕沒有像蔣廷黻說的那樣過時、那樣不入流。至少在某些研究領域，國際同行認為他代表著前沿水準。因此🧒🏼，蔣對楊之成見👍🏿，顯然另有情由🧂。其中👩‍🎤，他們各自的學術理念顯然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蔣、楊之間在史學理念上的分歧🍌🕺，其中兩個關鍵問題乃是：一、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史”與“文”之關系；二🙇‍♂️、與不同的學術傳統和思想源流的關系，這在某種意義上又可以說是學派之別。

蔣廷黻的治史工作，是依循“史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甚至“史學的（社會）科學化”的思路來推進的；而楊樹達的治學（不僅僅是治史）則主要是側重“文史之學”，秉承了中國固有學術“文史不分家”之傳統。二者在思想資源、治學理念𓀐、學術架構和具體方法等方面均有極大的差異🧑🏽‍💼。在蔣看來，語言文字主要只是治學的工具📦，而在楊看來🪞，語言文字本身就是治學的本體之一👌🆙。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學術源流。自然🧞‍♀️，以“新史學”殿軍自居、高揚“科學的史學”（或“史學的社會科學化”）的蔣廷黻，對楊樹達的認同度、容忍度很低🤦，也就不足為奇了。

蔣本人的人生經歷和深層的知識結構™️，催生了他自身的文化心理及學術理念，而這又外在地表現為他的學術眼光和學術判斷。自然👧🏿，蔣廷黻對文學的不甚重視👬🏼；文字於他🥖，只是研究學術的工具🤸🏿‍♂️。他不主張沉溺於考據的小天地，他缺乏傳統文人慣有的靈心善感，也缺乏文人貫通文史治學的眼光和功力，其個性較為強勢🙅。

當時的學術生態表明，考據學的確並不“新潮”🦶🏻，但並未“過時”🫰、更未“報廢”（至少僅就在清華校內人文界而言，除楊樹達之外的王國維、陳寅恪便是考據方面的名手，在中外同行中極負盛譽）⭕️。從以上中外學界同人的認知來看，楊樹達的研究未必已“過時”，其在考據學領域的工作更非學術之“末流”📓，甚至在很多方面還被認為代表了當時的國際前沿水準👨🏽‍🔬🧑🏽‍🎨。處於中國近代史學術前沿的蔣廷黻🧚‍♀️，對同樣處於國文學前沿水準的楊樹達💵，難以認同。他們對同一學術問題的認知上有很大的分歧。可見內中別有堂奧。總的來說⛹🏽‍♂️，蔣、楊二人各有自己的家法、也各有自身的訓練。因此🧧，問題並非楊樹達的“訓練太差”，而是他們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訓練”，他們隸屬於不同的思想源和文化統系👷🏻👩‍🚒，也就依循著不同的學術理論和參照標準。蔣廷黻更多地繼承了美國“新史學”的學術淵源📵🫷🏿，他領受並糅合了穆爾🚟、沙費爾德和海斯等人的思想質素🪤。而楊樹達則更多地承襲了乾嘉樸學及“章黃之學”一脈的學術思路😜。因此，在學術的人事譜系上，楊所對接的乃是戴震🧑‍⚕️、王念孫、段玉裁、王引之、章太炎🚐、黃侃等學術健將👈🏼，而不是近代以來歐美的諸多史壇巨子（特別是“新史學”諸巨頭）。而從更深層次的歷史哲學上看，蔣更多地吸收和消化了優勝劣汰的社會進化論的史觀🍕，而楊樹達則更貼近強調兼容並包的天人合一的和諧論史觀；前者更強調學術源流的變革性，而後者更關註文化傳統的延續性，二者各有千秋。前一種學術思路，代表著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史學演進的一種（當然並非全部的）前沿態勢⟹🍀；而後一種思路🤸‍♂️，仍在當時中國傳統史學共同體中頗為常見🔅。前述二者雖有“新”、“舊”之分，但並無優劣高下之別，它們各有學術源流、思想背景🫶🏿，也各有家法和學術指向，它們在本質上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對立。只是👈🏽，在當時“挾洋自重”的時代語境中🕵🏼‍♀️，二者之沖突實難避免♔。在博弈過程中，西學👩‍✈️、新派學人較為強勢🦵🏿，而國學、舊派學人則更為弱勢、進退失據，蔣、楊沖突所隱含的乃是新史學與國故學的分歧，也折射出舊學在新學重鎮清華的尷尬。

統上📸，“蔣、楊之爭”這一歷史細節🧑‍🎄🤌🏼，看似細微，實則蘊含了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它有著深廣繁覆的學術背景🙆🏽🔬。蔣、楊這兩位當時居於各自領域之前沿的學者所產生的沖突👸🏽，絕不僅僅是私人關系上的摩擦👷🏿，更多的是不同學術理念上的碰撞和交鋒。在某種意義上🍄‍🟫，易言之🧏🏻‍♂️，二人此番“過節”也可以理解成是蔣為確立和鞏固對該系的學術領導權而進行的一次強勢出擊👩🏿。

由此可說⬇️，蔣、楊之爭表面上看是治學方法、風格的分歧，實質上則是文化理念的分歧，而置於當時的學術界則牽涉到具體的人事譜系（學術譜系）問題，在歷史的長時段的發展進程中🙍🏿‍♂️，更隱含著不同的學術統系🐄、學術譜系之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也是兩種不同文化理念的分歧👋🏽。在本質上說，此次矛盾主要地可能並非新舊之沖突🕷，而是學派之碰撞。在當時的清華，史學和國文兩系有著不同的學術理論和學術規範；而強勢的蔣廷黻來則對楊樹達構成威壓，使國文系 教授未能成為 史學系 教授🚴🏻🔇，亦未能在史學系產生更多的影響𓀈。故此🫐，在這一風波中，古今💂🏿‍♂️、新舊、文史、學派乃至中西等多種因素和問題異常濃縮地交織、糾結在一起的🙅🏻‍♂️，各種因素（維度）間的界限不是涇渭分明的，而是異常繁覆微妙地糾結👨🏽‍💼、絞合在一起的🤽🏽‍♀️。在這多種因素的交織、碰撞之中，產生了復雜的面相，而這也直接影響到不同學者之間的學術聯系和私人交誼🕋。這是清華學術共同體中主流與支流的摩擦、交鋒，也是當時清華學術生態寬松、活躍、百家爭鳴的表現。

三

為了改變史學系漢史教研的困境，蔣廷黻於1932年增聘了他所欣賞的雷海 宗來 教授秦漢史及中國通史。但是，正如蔣廷黻難以容忍楊樹達一樣👩🏽‍💼，陳寅恪也難以認同雷海宗🪧。如此，相關人等之中就形成了兩種迥異的學術思路：一種是善於綜合的蔣廷黻👐🏼、雷海宗等🚁，一類是以考據見長的陳寅恪、楊樹達等。這樣一來𓀖，在蔣、楊樹達的爭端使局面逐步復雜化，其他相關人物也直接或間接地卷入其中🧑🏿‍🎤。清華校內人事派系🧘🏿‍♂️、文化理念上的分歧也隨之凸顯，鬥爭隨之公開化。其大致經過是：在楊遭遇蔣的非難之後✧，潛藏在楊之後的陳寅恪、劉文典等人也以各種方式力挺楊，甚至與蔣關系不差的馮友蘭🙏🏼、朱自清等相關行政負責人也對楊樹達表述了不同程度的認可🫅。當然，蔣廷黻背後也不乏支持者🖖🏽，如史學系的雷海宗、政治學系的陳之邁等。蔣廷黻難以容忍以考據見長的楊樹達👭🏻，卻欣賞偏好綜合研究的雷海宗，重用雷海宗講授中國通史。然而，新舊共激賞的陳寅恪則對蔣所請來的雷海宗難以容忍🕵️，其對雷的綜合史學研究頗不以為然，只不過，他們的相關動作也往往都較為隱晦、間接。但這一事件實際效果，的確將清華人文界的內在隱藏的譜系顯性化了𓀓，其基本格局是🚬🎑：蔣廷黻反感楊樹達🎐，而陳寅恪、劉文典則力挺楊樹達；馮友蘭、朱自清等持中立態度，事實上等於不支持蔣對楊采取非常手段🏮🤽🏻‍♀️。因此蔣廷黻、雷海宗、陳之邁等（多屬留美派）形成一個陣營🎛，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等形成一個陣營（他們多有留日背景），而馮友蘭、朱自清（隱然中還有外校的胡適）等又形成了調和折中的一派📷🕺🏽。各種情態，頗堪吟味👨🏽‍💼。

由上可見🙎🏿‍♂️，“蔣、楊之爭”看似突然🔧，實非偶然，更非孤立的事件。以上情勢，足見蔣廷黻與楊樹達之間絕不是那麽的簡單的意見上的分歧⛹🏻，其相互關系頗有曲折，經歷過不少變化，這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因素🥍。蔣、楊在各自的學術理念的分歧背後，是迥異的個性氣質和政治理念、人生取向，楊相對內卷👨🏿‍🦱、文氣，書卷氣重；而蔣入世強勢，有較強的政治關懷🫨。

四

隨著國際交流的日漸活躍，楊樹達在國際學界的聲譽也漸漸為人所知🚇🧑🏽‍🎄；對此👪，關註世事的蔣廷黻也不陌生⛔️；特別是他自己數度出國考察後，發現他原以為脫離現實的“舊”學問🔡，原來並不“過時”🏞，甚或還是國際化的學術。自然🧑🏿‍💻🧕🏻，他更發現楊在國際漢學界頗有影響力，遂逐步對其增加了幾分敬意👱🏽‍♀️。而蔣的關註重心也已轉向國際問題及外交工作📒👅，與楊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壇同行👩🏼‍🌾。因此，他對楊樹達的認知及態度都有所改觀👩🏿‍🏭，二人關系似亦漸趨改善🚵🏼‍♂️。 1935年9月11日 ，楊樹達還賦詩曰🧝‍♀️：“居然天下同文軌✔️，萬裏遐荒共一廬🏙。”當日，楊還作有另外兩首詩。楊除了寫學術文章之外💭，其余文字並不多見，但此時竟能在一日之內寫出自己較滿意的三首詩，這在楊當時是極為罕見的。而在此前後，他從日、美等地反饋來的信息，已確認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心境亦更為舒暢👇🏼。 1935年10月19日 ，楊樹達在日記中首次提及蔣廷黻之名，曰：“清華同事蔣廷黻，新從歐洲返國，道過蘇聯🙌🏻。阿裏克教授告蔣，謂讀余所著書♛，極為欽仰，希望余以著述贈之。”在當時“挾洋自重”的大環境下👩🏼‍🎓，精通英語🎻、法語的蔣廷黻的確強勢而敏銳，楊樹達不可能不在乎他的看法🆙。而蔣所傳達過來的信息🧚🏻‍♂️，顯然給了他很大的安慰。而此時蔣即將晉身高官🥏，已非同行、同事🦵🏻，更無直接的利害關系🕯，也少了幾分文人相輕的嫌疑👨🏻‍🦱。至此🧜🏻，二人的關系也舒緩了許多🏡。

及至1935年前後🖋，蔣🚀、楊之爭已告一段落。然而，事情並未就此收尾。對於楊之種種👩🏿‍🔬，蔣並未真正釋然🍐。到底意難平👃🏼，直迄晚年，蔣對自己清華五年的天堂歲月念念不忘，但對“最偉大的漢史權威”仍近乎耿耿於懷。自然，楊樹達對蔣廷黻當年的種種“為難”，亦實難輕易忘卻。

總之🦮，1932年楊樹達的“請辭風波”只是壯闊的歷史場景中的一陣微瀾，但卻牽涉著深廣的歷史鏡像🎆，有著耐人尋味的歷史意蘊。楊、蔣等人在當時都是重量級學人，亦有各自的人際網絡和學術源流🧑🏽‍🦲。在學術上，他們有著不同的思想源👱🏼‍♂️，分別形塑於不同的思想文化系統，這是兩種史學傳統甚至不同文化系統的碰撞和交鋒。揆諸當時的學術語境🛺，個中意涵更堪思索。

轉自《書屋》二〇一四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