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謝本書教授關於馮友蘭與西南聯大的講演的幾點質疑

　　□ 馮先生只是哲學史家👊🏼🏒，還更是哲學家呢？

　　□ 馮先生留胡子是為了“明誌”🫔，還是身不由己呢？

　　□ 馮先生治病的醫院在附近，還是在遠方👨‍🚀🐐？

　　□ 馮先生是從廣西，還是從河內到昆明的呢？

1985年,本文作者錢耕森與馮友蘭先生合影

　　一天晚上🤵🏼‍♀️，當我走筆寫完文章，感到有點累，想看看電視休息休息，正尋找節目時♚，偶然看到安徽公共頻道的舊聞新說專欄的新安大講堂🤳🏿，正在熱播雲南民族大學謝本書教授演講馮友蘭先生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專題💂🏼‍♂️⛲️。我的眼球，馬上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因為，馮先生非同尋常，他是我國現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哲學史家和教育家。他又是我本人的業師，半個多世紀以前，本人有幸先在意昂体育平台🏋🏽，後在北京大學，都師從過他，聽他講過“中國哲學史”等幾門課🥿。自從改革開放以後🤹🏿，直到他於1990年以95歲高壽病逝為止，時而能聆聽到他老人家的教誨👩🏿‍⚖️，特別是更能時常拜讀到他的多達14卷的《三松堂全集》。此外👩‍👩‍👦，本人也寫過研究他的一二十篇論文。6年前的2003年，本人和黃山書社的資深編審胡貫中老先生有幸一起被邀請到西南聯合大學的舊址、現在的雲南師範大學去出席“紀念西南聯合大學65周年學術研討會”。期間，我們特地考察了馮先生為西南聯大撰寫的著名的“紀念碑”以及馮先生為躲避日寇飛機空襲而居住在昆明近郊鄉下的舊居等。所以，我感到喜出望外🐒，立即聚精會神洗耳恭聽😜。但很遺憾🈷️！不僅已盡尾聲，只聽到了幾句就完了，特別是聽到的這麽幾句，幾乎句句令我大跌眼鏡！差不多句句都失真了！

　　其一🛼，馮先生只是哲學史家🏌🏼‍♀️，還更是哲學家呢📭？

　　主講人謝教授，就在那麽一會兒，卻用了好幾句話🪳，反復介紹馮先生是哲學史家👨‍👩‍👦‍👦💄，而絕口沒有再介紹馮先生也是哲學家，更談不上他應該強調介紹馮先生更是哲學家。馮先生的確是以其在上個世紀30年代著的《中國哲學史》（兩卷本）而成名的🧖🏽。他晚年回憶說📼：“1928年，我從燕京大學轉到意昂体育平台🧑🏼‍🌾😏，仍然擔任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仍然用逐步延伸的辦法🦥𓀘，進行下去。終於在1929年（34歲——引者註）完成這部書的上半部🤟🏽。當時有一個朋友，在上海主辦一個出版機構🕚，名神州國光社🚴🏼，把這部分稿子拿去💚，作為《中國哲學史》的上冊於1931年先行出版➝。到1934年（39歲——引者註）全部上下兩冊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的寫作告一段落。”（《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頁）

　　當時，中國哲學史的專著還很少，主要就只有胡適先生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很遺憾！胡適先生終其一生未能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下冊）和馮先生著的《中國哲學史》（兩卷本）這麽一部半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馮先生說🤲🏻：“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同書，第195頁）根據同樣的道理，我要說：“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馮友蘭的奠基之功👨‍👦，是不可埋沒的🏄🏽。”在他們兩人的帶動下，以後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就日益興旺發達起來了。所以，主講人謝教授充分肯定馮先生作為哲學史大家的地位💚，是完全符合馮先生本人的實際的😪，也是符合中國哲學發展史的實際的。但是，只這樣說，就很片面2️⃣，就失去了完整性的真！而且失去了完整性之中的更重要的部分的真！

　　因為🫵，馮先生並非只局限於哲學史家而已🔣，他更是一位一口氣寫下了6本書，創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新理學”體系的一位大哲學家。他回憶說：“在抗日戰爭時期，顛沛流離將近十年的生活中🕵️‍♂️🤚🏻，我寫了六部書：《新理學》（1939年出版）⚾️，《新事論》（1940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同上書🏺，第209頁）哲學主要是研究宇宙與人生的問題。所以，馮先生在《新理學》裏講自然方面比較多，其余五部書裏講社會和個人比較多。《新理學》是他當時哲學體系的一個總綱，其余五部書則是這個總綱的運用🧑🏼‍🚒🍲。正是這6本系列叢書，標誌著馮先生是“卓然能自成一系統”的大哲學家。這，獲得了中外同行的廣泛認同🙅🏽‍♂️。

　　馮先生之所以能成為哲學家🌡，決非是偶然的🧑‍💼，而是他誌在必得👐🏻。當他寫完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以後🏊🏿‍♂️，他的興趣就由研究哲學史轉移到哲學創作了。因為他很清楚地認識到哲學家與哲學史家雖然不無聯系🚢，但是又有很大的差異。他說👩🏽‍🎓：“哲學史的重點是要說明以前的人對於某一哲學問題是怎樣說的；哲學創作是要說明自己對於某一哲學問題是怎麽想的💖。自己怎麽想🏔，總要以前人怎麽說為思想資料，但也總要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學》中所說的‘照著講’和‘接著講’的不同。”（同上書，第209—210頁）這就是說，所謂“照著講”⛵️，必須是以講別人的即以前的哲學家的觀點為主；所謂“接著講”，必須是以講自己所創新出來的哲學思想為主。集中到一點，那就是不要求哲學史家有創造性，卻要求哲學家非有創造性不可。二者的貢獻是有所區別的。所以♙，人們對二者的重視程度也就不盡相同了🙈。可見🍵，主講人謝教授只說馮先生是一位哲學史家而已♓️，而把馮先生更是一位哲學家的重點丟得一幹二凈，這就遠遠未能如實地全面地評介馮先生了🚣🏿‍♀️！

　　其二，馮先生留胡子是為了“明誌”，還是身不由己呢？

　　我們現在第一眼所看到的馮先生形象的“標準像”，大多就是他留有長長的飄飄欲仙的胡子的一位美髯公式的很睿智的老者。這個鮮明的形象，是能吸引人們的眼球，能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主講人謝教授說，馮先生之所以蓄起大胡子是為了“明誌”，明其要抗日的誌的。並且說馮先生的同事，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名教授聞一多先生也養了大胡子🖕🏽，也是為了要“明誌”🧑‍🦼。這種說法是肯定的，也是動聽的。

　　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嗎？在抗日戰爭時期😦，以蓄須來“明誌”，用以表達抗日的情操和行為🧦，確實大有人在😑。如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就是一位典型。我還依稀記得🫱🏻🤵🏻，在很久以前瀏覽過的書上說🥄，梅先生不幸身陷淪陷區中，於是他就特意蓄起胡子不剃掉，專門用來拒絕為日偽演出🎂👰🏽‍♂️。但是🐲，馮先生之所以養起大胡子則是由於生病而已🧘🏽。他回憶說🫧：由於逃難逃到廣西👨🏽‍🦳，“第二天早晨，已經快到鎮南關（今名友誼關——引者註）了，經過一個縣城叫憑祥縣✬👱‍♀️，當汽車穿過城門的時候，我的左臂碰在城墻上，受傷了🤦🏼。”（同上書👨🏽‍🏭，第89頁）“我在醫院裏躺了一個多月🍪，胡子就長出來了🫦，出院的時候我也沒有剃，就留著胡子往昆明去了🍱。”並且🤽🏼‍♂️，馮先生還順帶講到了聞先生及其大胡子的故事。他又說：“聞一多參加學生大隊步行到昆明，沿路也沒有剃胡子✏️，到昆明也把胡子留起來了。他的胡子在日本投降的時候就剃去了🙋🏿‍♀️，我的胡子一直留到十年動亂時期才剃去。”（同上書，第91頁）這就是馮先生和聞先生兩位的大胡子故事的始末的全部真相🏄🏼‍♀️！這與“明誌”有關嗎？請問🎃：主講人謝教授，你那個版本是從何而來的？有什麽根據嗎？

　　說到馮先生的“明誌”🏊，並非沒有，但不在形式，而是重在內容👷‍♀️，並且為數不少，但限於篇幅🎭，僅就上述6本書來看吧🦗。他說之所以能寫成這6本書🚬，除了主觀條件以外，還有客觀因素。這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顛沛流離並沒有妨礙我寫作。民族的興亡與歷史的變化，倒是給我許多啟示和激發🤽‍♂️。沒有這些啟示和激發🫔，書是寫不出來的。即使寫出來，也不是這個樣子。”（同上書，第209頁）“上面所說的我對於哲學創作的興趣是一種動力🚴🏿，但主要的動力還是抗戰。我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自序》可以說明這一點𓀖。”“《自序》說：‘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自處其境👙，乃真知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如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其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簡而言之，馮先生寄厚望於自己所著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能有助於將日本侵略者所損傷的我中華民族之魂招了回來。

　　馮先生接著說🧗🏿‍♂️：“《新原人》的《自序》也可以說明這一點。《自序》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昔嘗以《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為《貞元三書》。近覺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書自限，亦不能以四書自限💇🏽。世變方亟，所見日新，當隨時盡所欲言，俟國家大業告成，然後匯此一時所作😒，總名之曰‘貞元之際所著書’，以誌艱危👷🏼，且鳴盛世。”簡而言之，馮先生寄厚望於自己所著的《貞元四書》🐛，能有助於起到“以誌”抗日戰爭的“艱危”🧐🎲，又能“鳴”抗戰勝利後的“盛世”。

　　讓我們再看看馮先生自己對“貞元之際”的解讀吧。他說：“所謂‘貞元之際’，就是說，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時期🙏🏼。當時我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把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文化機關都趕到西南角上。歷史上有過晉、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著回來的👵。可是這次抗日戰爭，中國一定要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著回來。這就叫‘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就叫‘貞元之際’👶🏻🐽。”（以上均引自同上書🥶，第235—236頁）

　　總之👩🏼‍💻，馮先生在西南聯大時，身為哲學系的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通過教書育人和著書立說的本職工作🎲，與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滿懷愛國主義熱情，積極投身於抗日鬥爭之中，對抗戰必將取得最後勝利充滿了信心！

　　其三🗻，馮先生治病的醫院在附近📆，還是在遠方🏅🕵🏽？

　　主講人謝教授說，馮先生手臂受傷後在“附近”找了一家醫院🤛，雲雲。

　　真不知道👨‍🔬，你這個說法或者版本，又是根據了什麽樣的事實🚶🏻‍♀️‍➡️？老實說⛹🏿，你所說的這家醫院🟨，並非就近在眼前，就在附近的友誼關🕵️🤦🏽‍♀️，或者就在附近的憑祥縣，或者就在附近的我們中國的國境線以內，而是“附近”到了異國他鄉——越南的首都河內市！並且🪁，這家醫院還並非是河內市的一家普普通通的醫院🙍🏼🕺，而是名聞遐邇的一家法國人所開設的設備很先進的現代化大醫院。馮先生說：“……當汽車穿過城門的時候，我的左臂碰在城墻上，受傷了。幸而出了鎮南關（今名友誼關——引者註）走不多遠，就到了越南的同登，那裏有火車通到河內，晚上就到了河內。在一家法國醫院檢查的結果👮🏼‍♀️，就是左上臂骨折，要住院醫治。我當時就住了醫院，自清（朱自清，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名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文學家——引者註）、岱孫（陳岱孫，意昂体育平台經濟系名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經濟學家——引者註）兩兄留在河內陪我，到景蘭（馮景蘭，馮先生的胞弟👨🏿‍⚖️，著名的地質學家和教授——引者註）來才離開。……以後到的經過河內的人都來醫院看望我。景蘭已經繞道香港先到昆明了，又回到河內來看望我。他們都不能在河內久留。後來梅貽琦（意昂体育平台校長、著名的教育家、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引者註）也經過河內😖，走的時候💃🏼👳‍♂️，留下他的秘書沈剛如同我作伴。”（同上書👨🏿‍🚀，第90頁）

　　其四，馮先生是從廣西，還是從河內到昆明的呢？

　　主講人謝教授接著說🧚🏽，馮先生養好病後就從廣西到昆明去了👳。

　　這⚇，又失實了！因為，馮先生不是從廣西直接到昆明去的🕵️，而是繞道河內到昆明去的。雖然從憑祥到昆明的空間直徑距離比起從河內到昆明的要近👇🏼，但是路卻很難走💟，而改從河內走💂🏽‍♂️，盡管繞遠了一點🚶，但是便捷得多，因為當時河內有火車直通昆明🔋。

　　再說，當時到昆明西南聯大去的路線是“兵分三路”🙏🏼，可壓根兒就沒有主講人謝教授所講的這條從廣西直接到昆明的路線。關於這一點，馮先生也說得很清楚：“南京失守以後👨‍💻⬇️，日寇進逼武漢🌄，長沙也受到威脅👩🏻‍🦯。我們只好再往西南遷移。於是就舍去南嶽（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到湖南省會長沙市時，集中到一起名為長沙臨時大學，理👨🏼‍⚕️、法、工三個學院設在長沙市內，文學院則設在長沙以南一百多裏地的南嶽市——引者註）🚧🏄🏻，繼續向昆明撤退，當時的說法叫‘轉進’👨🏼‍🔬。由長沙向昆明‘轉進’的日期終於到了。1938年2月，大部分學生編成隊伍🧑🏿‍🎄，由長沙步行往昆明Ⓜ️，還打算沿途作些調查研究👩🏼‍🦱。教授們願意而且能夠步行的也同學生大隊一起出發。其余的人👰🏿🧗🏼‍♂️，各自選擇道路，到昆明聚齊。有一部分人坐火車到廣州🤲🏼，經過香港、越南，到昆明去👨‍💻。有一部分人坐汽車經過廣西到越南，轉往昆明🖊。我加入了走廣西的這一條路😝。同伴有朱自清、湯用彤（北京大學哲學系名教授和著名哲學家——引者註）、陳岱孫等……到了昆明以後👩🏿‍🦳，才知道長沙臨時大學的名字已經改為西南聯合大學……胡適已經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了🏊‍♂️，聯合大學的文學院院長由我擔任（此前由胡適先生擔任——引者註）。當時昆明的校舍不敷分配🤳，又把文學院分設在蒙自……我們在蒙自住了不久，昆明的校舍問題已經解決了，文學院又從蒙自回到昆明🤚🏼。”（同上書，第89—92頁）

　　綜上所述，圍繞四個問題，由於主講人謝教授接二連三地嚴重失實🤛🏼，為正視聽，我只好不憚其煩抽點空前來恢復事實。我的依據就是我的業師馮先生於1981年以86歲的耄耋高齡，耳目已失其聰，親自口述成章，由我的大師兄〰️、華中科技大學資深教授塗又光老先生筆錄並整理而成的《三松堂自序》一書。

　　該書一問世，用現代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成了暢銷書。2001年4月29日，意昂体育平台建校90周年，舉行了一系列的隆重的慶典活動，其一就是為馮先生銅像舉行立像儀式🐽。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意昂体育平台馳名中外的意昂、我省傑出的鄉賢——楊振寧先生在致詞中，以極其誠摯的口氣說，他已看過馮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多遍，並由衷地高度評價道：“我對馮先生的《三松堂自序》，每次看都有很深的感受6️⃣！”（詳見拙作🫲：1🙆🏽‍♀️，《“舊邦新命”🔅：揚振寧與馮友蘭的共識——為楊振寧先生八十華誕而寫》👈🏼，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12月16日第6版📡。2，《楊振寧與馮友蘭共話“舊邦新命”》，載《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8期）當其時，我有幸也在場🤱🏼，並親耳聆聽到了。馮先生的這本《自傳》🥠，多次重印，廣為發行，又收在他的全集《三松堂全集》第一卷裏🙋🏽。我不禁要問：主講人謝教授，你在登臺演講之前，看過這本書沒有？為什麽不把這本書找來認真看看呢？這本書真實地保存了馮先生鮮活的形象🍧，乃是了解、介紹😒、評價👩🏻‍⚖️、研究馮先生的必讀參考書啊💯！

　　最後，一言以蔽之👛，對馮先生進行評價，完全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必也不能強求一律。但對馮先生進行介紹，關乎事實，只能是實事求是地一是一☂️、二是二，如實予以反映🦁。換言之，實然與應然是不能混淆不分的。（錢耕森）

轉自 中華讀書報 201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