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仁(1943入學聯大)
季羨林先生赴德國留學11年後,於1946年秋回到祖國北平,由北大中文系陰法魯老師把他接到五四大街(當時叫漢花園)北京大學紅樓四層教師宿舍暫住👎🏻。過了幾天,陰法魯老師又將季羨林先生送到東城區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居住。那裏是好幾進十分古老的四合院📹,古樹參天,陰森可怕。平時是沒有人敢去居住的,而季先生獨自一人,毫不懼怕,在那裏一住就是6年。
1948年10月24日,北大工會組織教師們到海澱區香山碧雲寺秋遊🪥,在金剛寶座塔上拍了一張合影(見上圖)。中間是季羨林先生📍,他的右邊是陰法魯老師🚴♂️,左邊是我🔝。我們都西裝革履🖱🕋,胸前都別有美麗的香山紅葉👼🏼🖖🏽。
他到北大🔥,先是副教授🧑🏿🔬,可是很快就提升為正教授了🌉。這件事雖然是文學院院長湯用彤教授經手辦理的🧑🏼🍳,但也是得到了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教授的同意的🍀。那時,周炳琳在北京大學的作用,正如《傅斯年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所說的那樣:“現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適之先生在那裏受苦👇,兄比任何人負責都多。”
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周先生在大會上多次作思想檢查🤴🏽,均未能通過。季羨林先生說🛣𓀑:“當時也有的知識分子,比如周炳琳,他就比較硬。”後來🤷🧒,毛澤東1952年4月21日寫了一段批語👨🏽🚒:“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才被通過🙀。他寫了《我的檢討》一文🧘🏽♀️,經《人民日報》副主編林淡秋先生由我陪同到中老胡同32號北大教授宿舍向周炳琳先生取去,送交毛澤東主席審閱,毛主席將題目改為《人民民主政權給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創造力以發揮的機會》👱🏽,在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報》上發表👉。
1952年秋,我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𓀏,北京大學從城內遷到北京西郊燕園🎋🤵🏽。季先生於1953年春才搬到新落成的北大中關園第一公寓502號居住🍮。他在那裏一直住到1958年才遷到新建成的北大朗潤園第13公寓101號居住⭐️。後來因為書籍實在太多,學校又將13公寓102號也分配給他使用。
1953年以來🩴,我也住在北大中關園第一公寓206號和204號,經常在打開水的房子裏見到他,也同在第一公寓的教師食堂吃飯。我們遇到了就順便打個招呼。
上世紀50年代🧜🏿♀️🧏♂️,我國糧食供應開始有困難🪩📉。中共北京市委領導叫我對在有限條件下的糧食供應提出意見和措施。為此,我特地去訪問季先生,向他仔細了解戰時德國憑證供應居民糧食等物的情況。我將訪問調查結果寫成報告上交北京市委轉報中央👱🏻♂️,為日後印發糧票等票證提供參考。
季先生在北大東方語言學系開設的幾門課程都很偏僻,很可惜,我未能聽過他的講課🌦🧑🏻🦼➡️,可是我卻有緣得到他來聽我的課🎻。
1956年秋,北京大學開設馬列主義夜大學課程,教授們都必須來聽課。“政治經濟學”課程是由剛從高級黨校學成歸來的龔理嘉女士擔任主講,她剛講了第一講“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𓀍,就由於教授們難以聽懂,校方不得已叫我去代她講課。我所講的第一講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季先生聽了以後,給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兩節課(每節45分鐘)裏,就能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講得清清楚楚,實在難得呀!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批鬥。他說:“‘文化大革命’時,……我被批鬥了起碼有十次”👨👨👦👦。這一切,他都寫在《牛棚雜憶》一書中了。他在書中把這一切都歸罪於“老佛爺”——聶元梓,這未免不夠客觀和全面🧚🏽♂️。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絕非某個人所能操縱的呀!
“文革”後,他天天在我們朗潤園11公寓湖邊的木椅上閑坐。多年前,湖北洪湖友人送給他的蓮子🧝🏽♂️,他都把它們撒在此後湖中,現在已經繁茂盛開了。
他曾經聲明🌏,要辭去“國學大師”的稱號👩🏼🚀。這個稱號被人吹出來以後⚒✹,他認為他是搞“洋學”的🦵🏻,就聲明辭去。
後來,他身患重病,住入301醫院高幹病房。醫院管理很嚴,輕易不讓人會見他。我去看望他時,得到他的貼身秘書李玉潔女士和我的學生301醫院黨支部書記趙富東同誌的大力幫助。
季先生病房哪裏是病房呀,他居然把病房布置成書房了。有許多裝滿了書籍的書架,還有堆滿了書籍的寫字臺。他病中仍在勤奮地寫作!
季先生2009年7月11日上午9時在301醫院病逝,享年98歲🪩。北京大學在大講堂設有靈堂,我曾前往吊唁。
2010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