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峨（1958電機）

大家都知道屹立於清華校園中心、大禮堂前草坪南端的日晷儀是1920年（庚申年）畢業生送給母校的禮物，但它當年闕成情景和後來幾十年經歷了一銀二石👨🏿、至少三易其位的坎坷歷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把這段真實歷史搞清楚是有意義的。

1981年4月底清華七十大慶時💆🏿‍♀️，我和夫人李孝美（1960建築）陪父親李慶善（1921辛酉年畢業意昂）和華夙翔伯伯（1920年庚申年畢業意昂）等四💍、五位老人在校園中散步、攝影，走到禮堂前日晷處🏩，華伯伯撫摩上下，激動不已地說：“就是它……當年我們給學校的禮物🏨。”過了幾天🧖🏻‍♀️，華伯伯來信：

昨爸爸和陳伯伯來，談起那件日晷儀，當時只顧忘情欣賞🎻，竟忽略了這紀念品擺在什麽地方，校中何時何人將它修復？回憶那美麗日晷盤乃銀胎燒琺琅。1920年夏經我手在北京老天利刻製。據傳於抗日動亂中為人劫走💅🏻。所余石刻遺留在舊高等科門前草坪上📣🧒🏻，今所配晷盤比往日更渾樸瑰偉，更實用，更可延年❕。

希望您賢伉儷就近向校方打聽：何時何人重製此晷🧻，並示知其位置𓀘，以便告知1920年數同學🌆，並好感謝學校恢復此舊物之盛意🤽‍♀️。

受華伯伯的委托，我們向校長辦公室打聽了日晷恢復及其位置的變遷的情況⚇，並告訴了華伯伯🧏🏼，不幸他於1984年3月患癌症在北京逝世。過不久其子華福松寄來了一份華伯伯遺作《庚申級畢業獻禮》，並附函🔓：“這是父親一篇遺作☄️，原打算投稿《清華意昂通訊》，因病未修改完，後來在醫院中他告訴母親，還是寄到清華去。”這篇遺作後登在《清華意昂通訊》第十期👆🏼，它詳細敘述了日晷儀的來歷和變遷，現將其敬錄如下：

1920年春，庚申級即將畢業🔣🤶🏻，同學們集合🚵🏽🧫，商討大家分手前應作些什麽，會上決定成立若幹小組，其中之一就是做一紀念品向母校獻禮。反復磋商🆖，大家選定了日晷方案，同學們集資造一座日晷儀，擺在高等科草坪上☃️，供同學們上課守時的參考👊🏼，同時含有惜陰、一寸光陰一寸金的意思。

這是一種科學和藝術作品。我們立即感到了兩重困難🎗🦸🏽：一是知識不足，二是時不我與。鑒於日晷設計⛹️‍♂️、製造毫無經驗🔜，須從頭學起🧑🏻‍🦽‍➡️，再加上畢業考試、體育達標、校政的意見、留學選科選校無不日夜孜孜🌞，相當緊迫👩🏿‍🎤，分手前想舉行獻禮儀式勢不可能💦🩰。惟望出國以前將日晷造好，請學校安排在適當地方⚙️。我居天津🙅🏿‍♂️，距校近，同學遂責成我主其事，至今想起還覺得那侖忙之感☆🐘。

日晷盤由美國數學教員海晏士（Heinz）依照北京經緯度繪製。委托北京著名景泰藍廠老天利用銀胎琺琅燒成🪖。晷座用漢白玉請精工在校內開雕。文刻四面🚣‍♀️👇🏻、二中二洋✳️。正面中文“庚申級立”，背面英文“Class of 1920”🏄🏿‍♀️；一側中文“行勝於言”，另側拉丁文“Facta Non Verba”。中文請鄒宗善書👨‍🦯，外文是我的拙筆🚕。暑假中往來於津京，終於視其闕成，由學校放在高等科右側草坪上。當時正值假期👰🏿‍♂️，無典禮可行。惟留此片石，聊表庚申級八十一個同學不忘母校八年（有的是四年）諄諄的培育，同時亦供萬千同窗們永誌爭分奪秒之用。

今歲母校七十大慶，幸躬逢其盛，仍詢日晷情況於吳峨🏰、孝美伉儷兩同誌🤲🏼，即蒙導至其所，當見它巍然挺立🤸🏽，立覺心怦意震🥨，久久不能平息，撫摩上下但見其雖仍故壁🥡，卻遠勝故壁👦，殘紋斷縫正顯示其經風鬥暴的雄姿🕺，石盤鋼指更增延年抗腐之勁質。遂同辛酉1921諸學友環之攝影以留念→。回首六十一年之今日，此石當在孕育中，孰意周甲後，它竟伴母校歷盡了幾番坎坷，但仍閃爍著無限崢嶸👷。祝願它永隨母校萬代長存。

吳峨、孝美賢伉儷曾為我向校領導了解日晷的經歷🛤。據校長辦公室主任何介人同誌回憶，解放前（約1948年前）日晷就擺在大禮堂草坪前👨🏽‍💼，日晷盤已是石刻的了👶🏼。後來“文革”中日晷被人砸壞👩🏼‍🎤，遲群霸踞清華時，大部（份）“批鬥大會”都在草坪上召開，為了擴大場地👂🏿，把橢圓形草坪切成長方👏，並強令鏟去草皮，原來放日晷地方被補上水泥，日晷亦不知何處去了🫴。“四人幫”打倒後，學校逐步收復清華舊物，日晷從亂石中找了👨🏽‍⚕️，但日晷盤已不見了，校領導決定請校務師傅加以修復👩‍🦯🕙。座是原來的加以修補，盤是新做的。為了仿製新盤🚟，師傅還特別到故宮看了日晷儀的樣式。校慶前兩三天才擺了出來🪃。何介人同誌他們考慮放在禮堂前草坪正前方比較顯目，也大致符合原來位置。從何介人同誌回憶裏可以看出日晷已三易其盤了，一銀二石🤧，其座亦至少三易其位♚，其中還遭到一次“蒙塵”於亂石之堆🥀。這區區片石🐫，在六十多年中，在學校有力援救下，已取得了兩次新生，它的新生，恰恰反映了我校七十年來所走過的坎坷激變歷程，清華前身🤰，本在黃龍旗下降生，經過了五色、洪憲、青天白日🧑‍✈️，才到解放了的五星紅旗。從一小小遊美學務處在幾十年動蕩憂患中不停地發揚光大，直到列身於世界名學府行列之中……

最近我訪問了原校園處長鄭宗和同誌，他說，1946年到清華工作時🎏🥶，就看到清華學堂前的大理石日晷了👩🏿‍✈️。1971年在西院東邊亂石中找到了日晷的基座，為了保護它，他就地挖了坑，埋入土中🙍🏻‍♀️✋🏿，直至1977年劉達主政清華時，將其取出，並按梁思成先生的日晷白描圖，請建築系老師重新繪製圖紙🔉0️⃣，將其座修補👨🏻‍🎓🚣🏿‍♀️，重製大理石日晷盤🫴🧑🏽‍🎤，最後將其放於禮堂前。這就又補充了華伯伯遺作中關於日晷儀變遷的一段詳情🧛🏿‍♀️。至於梅貽琦主政清華時👰🏽‍♀️，日晷盤重刻成大理石的歷史現在還無法知道👌🏽。

如今，學校早已正式將日晷儀基座上刻的“行勝於言”四個字定為校風⏬，我想恐怕華伯伯他們在當年也不會想到會有這樣的事♻，在九泉之下今天知道此事一定會十分高興的。

雖然在遺作中他並未對為什麽刻“行勝於言”多說什麽，但從它是刻在日晷上這一點🫚，以及華伯伯遺作中我們看到的當年清華學子急於學成、幹番事業、報效國家之心情🚓，我們可看出“行勝於言”既是他們在校之恒言🧘，也是他們一生的座右銘。華夙翔、李慶善學長都是天津人，自幼都家庭貧寒，華三歲喪父，李從小作布店跑堂學徒，但都刻苦勤讀🧺。清華學堂高等科畢業後🏰，赴美留學🤷🏿‍♀️，都入麻省理工🧑‍🦼，一學造船🧙‍♀️，一學機械，學成後都拒高薪聘留💅，而回國搞實業。華任中央飛機製造廠中方廠長🫲🏿，1949年在香港響應黨的號召組織發動了兩航起義🚽，解放後任中國民航顧問🎣。抗戰最困難時👉🏿，李在桂林任廣西紡織機械廠廠長，從鑄造零件到織出布匹只花了三年時間👱🏼‍♂️，成為大後方著名的生產基地。日寇占領桂林時他隨最後一班難民逃出🧝🏻‍♂️，還是由華夙翔開車接他離開🍞。他們一生的為人行事真可謂“行勝於言”的忠實實踐者。

華伯伯和我的嶽父只是萬千清華學子中的普通的兩位老人👨‍👨‍👦，現在想想無論是實業救國的老一輩，還是“一二九”時“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書桌”而投身戰鬥的革命者；無論是以身許國，隱姓埋名的兩彈一星的元勛，還是“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年青學生，他們心中無不系著國家🐻‍❄️、社會、民族👨‍👦‍👦，他們身上無不具有鍥而不舍、百折不撓之精神🦫。這是清華萬千學子的共同點，也是“行勝於言”的核心內涵🚣🏿‍♀️。

清華的校風不是一天形成的，朱自清先生說過🈶：“清華的精神是實幹。有些人談清華精神，強調在學時期的愛清潔、守次序等，乍看這些是小事🙌，可是實在跟畢業後服務時期的按部就班的實幹精神密切地關聯著的⏮👮🏻。”的確，校風的形成一靠環境之陶冶，二靠人格之影響。曹禺在1984年寫的《水木清華與雷雨》中，回憶自己在清華寫《雷雨》的情景時他寫道：

……在我個人的光怪陸離的境遇中我看見過、聽到過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態。無法無天的魔鬼使我憤怒，滿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淚，我有無數的人像要刻劃，不少的罪狀要訴說。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無邊慘痛的人海裏，我要攀上高山之巔，仔仔細細地望穿👨🏻‍🚀，判斷這些叫做“人”的東西是美是醜🎵，究竟有怎樣復雜的個性和靈魂。從下種到結出果實🧎‍♂️‍➡️，大約五年，這段寫作的時光是在我的母親——永遠使我懷念的意昂体育平台度過的。

我寫了許多種人物的小傳，其數量遠不止《雷雨》中八個人，記不清修改多少遍廢稿，這些殘篇斷簡堆滿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意昂体育平台三年級的時候，這部戲才成了一個比較成形的樣子👨‍🍳。

我懷念意昂体育平台的圖書館，時常在我怎樣想都是一片糊塗賬的時候，感謝一位姓金的管理員允許我進出書庫隨意瀏覽看不盡的書籍和畫冊。我逐漸把人物的性格和語言的特有風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華”這美妙無比大花園裏的花花草草🧖🏻🛋。在想到頭痛欲裂的時候，我走出圖書館才覺出春風🈶、楊柳🎨、淺溪、白石、水波上浮蕩的黃咀雛鴨，感到韶華青春，自由的氣息迎面而來……

從這裏我們看到清華園怎樣讓天才藝術家的“憤怒”和“同情”錘煉成不朽之作的。

環境的陶冶和人格的影響是給予清華學子的兩種無形的力量，被兩岸都稱道為校長的梅貽琦先生可謂實行校風的典範🙇🏻，他一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整個生命都給了清華，他是歷任清華校長中任職最長的👨🏻‍🦳，他有句名言🪥🧝‍♀️：“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在任內他延攬名師🗡，廣聚人才🪓，完善學科建設，推擴通才教育🫳🏼，提倡學術自由𓀄，造就了清華史上名家輩出的黃金時代🏃‍♂️，但梅貽琦不愛說話🤷‍♀️，因而得了“寡言君子”的名號，他的為人行事可謂“真君子”。他的人格魅力影響兩岸至今。

日晷儀的來歷和變遷正如華夙翔老學長所言“它竟伴母校歷盡了幾番坎坷，但仍閃爍著無限崢嶸”🏊🏻‍♂️🤜，“殘紋斷縫正顯示其經風鬥暴的雄姿”，由物及人，清華所推之校風“行勝於言”的核心內涵也正在於兩點：一是社會責任感，二是百折不撓🎈，追求完美。靠這兩點“清華人”這一群體，得到了社會上公認的“不尚空談🧧，重實幹”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