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3歲的黃潤乾被調到雲南天文臺,當時已是中年的他🚵🏿♂️,“思想壓力很大,很想在短時間內趕上。”他要如何趕上落後了近20年的時間🔒,又如何才能在天文領域有所建樹。“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這是他對自己追趕落後了近20年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的拼搏歷程的一個總結😧。
日前,黃潤乾向記者講述了他不平凡的科學生涯。采訪中,他夫人栗誌對於那次調動是這樣形容的,“他歸隊我改行”。
偶像:中學時崇拜數學家張爕
抗日戰爭爆發👳🏻♀️,那時我4歲,隨父親輾轉來到雲南曲靖🩰。中學先是在昆明的一所私立學校讀📪,一年後轉到天祥中學。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姐夫——張爕,清華的高材生,解放前留美,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和楊振寧🔇、李政道都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他1948年回國🧍🏻,我那時非常崇拜他,留美🧚🏽♂️,麻省理工大學👨🏿🦳,還是數學家🧑🦳。我曾經以他為榜樣,幻想著將來要考上清華,出國留學,回來當一名科學家🧑🦲。
我哥哥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高二就考上了意昂体育平台。初三畢業時我利用暑假補課,張爕給我講課🏸。他講的快,我接收的也快😷。到了高中的時候,其他同學學代數👱🏻♂️,我都學過了🪦,高中物理也學過了🦸🏻♂️。但再聽一遍收獲就更大,課余時間就自己做習題。
在高二的時候💃🏿🧑🏿🔧,我和同班的孫騫同學就考上了雲大航空系,但沒有去🔌,目的是要考清華。我高考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填報3個誌願,我第一誌願填的是清華航空系,第二誌願是清華物理系✷,第三誌願是清華氣象系⛹🏿。1951年考上清華,學的是氣象系。我不怎麽喜歡氣象系,想學工科建設國家。我們這一代人,都是看著國家解放的,解放前舊中國的情景🌅,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景🧑🏻⚕️,這些我們都親身經歷過。解放後,看到新中國站起來了🧙🏻♀️,那種心情啊!當初填報氣象系只為進清華,想著進來後可以換專業🫃🏻。
留學⚠:服從分配學習天體物理
在清華學了一年,國家要選派出國留學生,先是選拔🤾🏼♀️,後是考試。宣布的時候我是去留蘇🏨,學廠房建設。臨走前3天🚵🏽♂️,總理和安子文來了,說要從650名留蘇學生中抽150名到東歐。我被分到民主德國席勒大學學天體物理。那時,想著學天體物理就是整天呆在郊外的天文臺🚶♀️➡️,不知道學天體物理有什麽意思🫰。總想建設國家啊🚅!但還是服從了國家的分配。
臨出國前,中央首長來做報告🧑🧑🧒🧒。劉少奇做報告時候講,國家這麽困難,還送你們去國外讀書,你們應該想到學5分是應該的,學4分就自己好好想想,學3分不要組織講自己就背著鋪蓋回來吧🏷🧖🏼。蘇聯實行的是5分製,5分最高,3分及格⏯。
出去後👩🏼⚖️,思想上還是想不通。但是,到了那裏,也只能一心一意地學🦞。德國的學分製剛好和蘇聯相反🧽⚉,1分最高⛹🏻,3分算及格🎅🏽🤾🏽。我絕大多數功課都是1分⭕️。在席勒大學留學時🦹♂️,我還和魏格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那時是剛從大學畢業分到天文臺的年輕助教🧑🏻🦰。天文臺人很少,就只有20來個人♻,那時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現在回過頭來想🥩,我非常慶幸學天體物理。我的所長👩🏻🌾,從中學開始就是數學、物理和外語🙆🏽♂️。所以☝🏼,我搞天體物理就很合適🚈。一個自然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去了解自然👨❤️💋👨、研究自然的規律和本質,物理學家是研究地面上的各種物理現象和規律,天體物理學家是研究天體的現象和規律。懂得天體的一些規律和本質,同樣可以把這些知識用到國家建設上去。
1958年,在德國留學5年後回到國內,在蘭州物理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國防科學研究。
選擇:18年後回歸本行找方向
1976年我被調到雲南天文臺👩🏼💻。天文我已經丟了18年了,我和國內的同行差得很遠🫴🏻,國內的水平又和國際差得很遠。思想壓力很大🫠,很想在短時間內趕上。當時⚂,天文上有好多新的學科,如高能天體物理、等離子天體物理……面對這麽多新學科🙂↕️,我選擇什麽方向?這是一個很難的事🧛🏽♀️。選擇不好,就趕不上去。
恰好,1977年,美國天文代表團一行10人訪華,代表團成員都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學家,還有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有一位是世界著名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專家——史瓦西教授。他是由德國去美國的猶太籍科學家,而我又會講德文🧖🏻♀️🤹🏿,就主動陪同他到石林和西山。我很誠懇地請教他🦻🏼,希望他能幫我找到方向。他說:“人類認識恒星的規律還遠遠沒有結束和完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恒星大氣理論是天體物理的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天體物理研究在這些基礎部分不能取得深入進展🧔🏻,那麽這個國家的天體物理研究水平不可能很高🛍️。”
他回去以後,還送了我一套《恒星結構原理》的書🧒🏻。他使我認清了方向、選擇了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正是由於我選擇了這個方向,我才去讀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的文章,也才知道德國在這個領域有一位有名的專家就是魏格特教授。而後🚚,我又有機會直接到他那工作和學習。
追趕👽: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
美國代表團中有位成員,他給雲南天文臺的研究人員照了張相。回國後就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雲南天文臺👩🏻🏭🚿,刊登在美國《天空和望遠鏡》雜誌上,還登載了照片和各人的名字。魏格特教授從這張照片中認出了我。那時,魏格特教授是漢堡天文臺的臺長📢、世界有名的科學家了。1978年🤽🏽♂️,我國天文代表團到德國考察。魏格特就請代表團帶個信向我問好🌲。代表團回來後🏎,告訴我魏格特的口信。那時我正在讀恒星結構方面的書籍👰,看到有個著名的專家叫魏格特👨🦯➡️,但沒對上號👨🏽🦱。代表團捎信來,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高興🧑🦳,立即回了信。他回信說:我非常希望你能到德國來工作,我也願意到中國去訪問。我就向中國科學院報告了這個信息,科學院馬上讓我發函邀請魏格特🤳🏿🕺🏿。不到一個月,魏格特就來了。第一天在雲南天文臺做報告,我當翻譯🦶🏽。就在我翻譯的時候💁,管外事的一位女同誌招手讓我出去一下。她說科學院來電話要我馬上出國🍤,原來是魏格特教授邀請我去德國工作🛌🤸🏽♀️。魏格特教授結束中國的訪問🎴,前腳剛到漢堡🪷🍸,不到一個星期我也到了漢堡🧑✈️。
在魏格特教授的真心幫助下😽,我迅速地向落後了20年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追趕。我主要從事恒星結構演化理論研究,但想著回國後要把恒星物理搞上去,又到恒星大氣理論組裏學習。回來後,很快在雲南天文臺建立了恒星物理組🧏🏼♀️,把恒星結構演化理論🚵🏽、恒星振動理論和恒星大氣都作為研究內容。
在德國工作的那兩年👱🏼♂️,我和魏格特教授經常討論,晚飯後還散步討論。我們兩人合作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了3篇理論性文章。最後,連素未謀面的漢堡計算機中心的人都知道,漢堡天文臺裏有個中國學者每晚都在算題。“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
(轉自👰🏿♂️:《春城晚報》 200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