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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43歲的黃潤乾被調到雲南天文臺，當時已是中年的他，“思想壓力很大，很想在短時間內趕上。”他要如何趕上落後了近20年的時間，又如何才能在天文領域有所建樹。“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這是他對自己追趕落後了近20年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的拼搏歷程的一個總結。

　　日前，黃潤乾向記者講述了他不平凡的科學生涯。采訪中，他夫人栗誌對於那次調動是這樣形容的，“他歸隊我改行”。

　　偶像：中學時崇拜數學家張爕

　　抗日戰爭爆發，那時我4歲，隨父親輾轉來到雲南曲靖。中學先是在昆明的一所私立學校讀，一年後轉到天祥中學。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姐夫——張爕，清華的高材生，解放前留美，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和楊振寧、李政道都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他1948年回國，我那時非常崇拜他，留美，麻省理工大學，還是數學家。我曾經以他為榜樣，幻想著將來要考上清華，出國留學，回來當一名科學家。

　　我哥哥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他高二就考上了意昂体育平台。初三畢業時我利用暑假補課，張爕給我講課。他講的快，我接收的也快。到了高中的時候，其他同學學代數，我都學過了，高中物理也學過了。但再聽一遍收獲就更大，課余時間就自己做習題。

　　在高二的時候，我和同班的孫騫同學就考上了雲大航空系，但沒有去，目的是要考清華。我高考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填報3個誌願，我第一誌願填的是清華航空系，第二誌願是清華物理系，第三誌願是清華氣象系。1951年考上清華，學的是氣象系。我不怎麽喜歡氣象系，想學工科建設國家。我們這一代人，都是看著國家解放的，解放前舊中國的情景，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景，這些我們都親身經歷過。解放後，看到新中國站起來了，那種心情啊！當初填報氣象系只為進清華，想著進來後可以換專業。

　　留學：服從分配學習天體物理

　　在清華學了一年，國家要選派出國留學生，先是選拔，後是考試。宣布的時候我是去留蘇，學廠房建設。臨走前3天，總理和安子文來了，說要從650名留蘇學生中抽150名到東歐。我被分到民主德國席勒大學學天體物理。那時，想著學天體物理就是整天呆在郊外的天文臺，不知道學天體物理有什麽意思。總想建設國家啊！但還是服從了國家的分配。

　　臨出國前，中央首長來做報告。劉少奇做報告時候講，國家這麽困難，還送你們去國外讀書，你們應該想到學5分是應該的，學4分就自己好好想想，學3分不要組織講自己就背著鋪蓋回來吧。蘇聯實行的是5分製，5分最高，3分及格。

　　出去後，思想上還是想不通。但是，到了那裏，也只能一心一意地學。德國的學分製剛好和蘇聯相反，1分最高，3分算及格。我絕大多數功課都是1分。在席勒大學留學時，我還和魏格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那時是剛從大學畢業分到天文臺的年輕助教。天文臺人很少，就只有20來個人，那時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現在回過頭來想，我非常慶幸學天體物理。我的所長，從中學開始就是數學、物理和外語。所以，我搞天體物理就很合適。一個自然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去了解自然、研究自然的規律和本質，物理學家是研究地面上的各種物理現象和規律，天體物理學家是研究天體的現象和規律。懂得天體的一些規律和本質，同樣可以把這些知識用到國家建設上去。

　　1958年，在德國留學5年後回到國內，在蘭州物理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國防科學研究。

　　選擇：18年後回歸本行找方向

　　1976年我被調到雲南天文臺。天文我已經丟了18年了，我和國內的同行差得很遠，國內的水平又和國際差得很遠。思想壓力很大，很想在短時間內趕上。當時，天文上有好多新的學科，如高能天體物理、等離子天體物理……面對這麽多新學科，我選擇什麽方向？這是一個很難的事。選擇不好，就趕不上去。

　　恰好，1977年，美國天文代表團一行10人訪華，代表團成員都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學家，還有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有一位是世界著名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專家——史瓦西教授。他是由德國去美國的猶太籍科學家，而我又會講德文，就主動陪同他到石林和西山。我很誠懇地請教他，希望他能幫我找到方向。他說：“人類認識恒星的規律還遠遠沒有結束和完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恒星大氣理論是天體物理的基礎，如果一個國家的天體物理研究在這些基礎部分不能取得深入進展，那麽這個國家的天體物理研究水平不可能很高。”

　　他回去以後，還送了我一套《恒星結構原理》的書。他使我認清了方向、選擇了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正是由於我選擇了這個方向，我才去讀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的文章，也才知道德國在這個領域有一位有名的專家就是魏格特教授。而後，我又有機會直接到他那工作和學習。

　　追趕：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

　　美國代表團中有位成員，他給雲南天文臺的研究人員照了張相。回國後就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雲南天文臺，刊登在美國《天空和望遠鏡》雜誌上，還登載了照片和各人的名字。魏格特教授從這張照片中認出了我。那時，魏格特教授是漢堡天文臺的臺長、世界有名的科學家了。1978年，我國天文代表團到德國考察。魏格特就請代表團帶個信向我問好。代表團回來後，告訴我魏格特的口信。那時我正在讀恒星結構方面的書籍，看到有個著名的專家叫魏格特，但沒對上號。代表團捎信來，才知道原來他就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高興，立即回了信。他回信說：我非常希望你能到德國來工作，我也願意到中國去訪問。我就向中國科學院報告了這個信息，科學院馬上讓我發函邀請魏格特。不到一個月，魏格特就來了。第一天在雲南天文臺做報告，我當翻譯。就在我翻譯的時候，管外事的一位女同誌招手讓我出去一下。她說科學院來電話要我馬上出國，原來是魏格特教授邀請我去德國工作。魏格特教授結束中國的訪問，前腳剛到漢堡，不到一個星期我也到了漢堡。

　　在魏格特教授的真心幫助下，我迅速地向落後了20年的恒星結構和演化理論追趕。我主要從事恒星結構演化理論研究，但想著回國後要把恒星物理搞上去，又到恒星大氣理論組裏學習。回來後，很快在雲南天文臺建立了恒星物理組，把恒星結構演化理論、恒星振動理論和恒星大氣都作為研究內容。

　　在德國工作的那兩年，我和魏格特教授經常討論，晚飯後還散步討論。我們兩人合作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了3篇理論性文章。最後，連素未謀面的漢堡計算機中心的人都知道，漢堡天文臺裏有個中國學者每晚都在算題。“那真是拼了命的兩年。”

（轉自：《春城晚報》 200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