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浩
關於中國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世人皆知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江村”調查中發展出來的鄉土工業的經驗，這一模式經過四十年代對內地農村經驗的總結，以及八十年代以來的小城鎮調查等🌐，已經在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發揮了重要而持久的影響👱🏽♀️。在此之外，還有一派重視都市化和工業化，並以其為核心來通盤考慮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學說卻相對地較少為人所知🧙🏽♂️。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吳景超教授。
特別湊巧的是，吳景超和費孝通作為這兩派學說的代表人物👨🦽，不僅有長久的師生之誼，而且在學術上能夠相互肯定、相互欣賞、相互批評，成就了一段學林佳話。
鄉土中國與放眼世界
吳景超生於1901年，長於費孝通9歲，他1922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後留美學習社會學，對芝加哥大學的都市社會學有深入的研究。吳景超的視野非常開闊，特別註意吸收世界範圍現代化進程的資料加以比較🔔，從中找出中國可以吸收的經驗⛹🏿♀️；他又特別註重搜集社會統計資料，盡可能以數字來揭示客觀的社會現實。費孝通出身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跟隨吳景超的清華同班同學吳文藻奠定了社區研究的路徑⛹️♂️，即註重運用人類學方法對具體社區🥥，特別是農村社區作顯微鏡式的深入觀察。用費孝通後來的話說：“吳先生在當時的條件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國的地位⛲️。我一下子鉆到土裏面去🐱，到鄉土中國裏面去……”
綜合世界各國現代化道路的基本條件，吳景超依據人口密度和職業分布兩點🪼，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國家✷，人口密度頗高，但在農業中能夠謀生的人，其百分數比較低🧑🌾🩰；第二種國家，人口密度頗低☔️🈸，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其百分數也比較低；第三種國家，人口密度頗低，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其百分數比較高💁🏽♂️；第四種國家，人口密度頗高🥅，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其所占百分數也比較高🪲。每一種類型🫱🏿👩🏼🏫，他都舉出幾個典型的例子加以分析，而在他的心裏，特別留意於以中國為代表的第四種國家應該如何在吸收世界現代化經驗的基礎上，尋求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四種國家”分類的學說，以“世界上的四種國家”為題首發於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第75號，出版於1933年11月5日🪅。吳景超1937年出版的論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以這一篇論文為基礎和核心，絕不是偶然的⛴。
1934年秋天，24歲的費孝通先生進入清華研究院社會學部🏄🏽♀️，師從俄裔人類學家史祿國教授學習體質人類學。在清華研究院，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接受更為專深的人類學專業訓練🧑🏻，以便在研究實踐上完成他的學術領路人吳文藻教授所心儀的社區研究。
當然👩🏿🚒，在保持燕京的學術交往圈以外🧢，費孝通和清華的幾位老師也有不少來往✮，特別是與潘光旦🧘🏼♂️、吳景超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系。潘🖕🏿、吳兩人也是費孝通的老師吳文藻在清華求學時代的同學和好友。他抽空上過吳景超教授的課，自稱是吳“正牌的學生”。吳景超1957年寫的交代材料裏介紹費孝通和他的關系時🧑🦳，第一條就說👱：“費孝通是燕京社會學系畢業轉到清華研究院的，那時我在清華教書🦵🏻，他常來我家吃飯談天🙇🏿👂。”除了正式的課業學習以外，還常在課後到老師家裏“吃飯談天”，可見關系之密切程度。而據費孝通自己說，他與吳景超的相識還在進入清華求學之前。
費孝通和吳景超在學術上走的是兩種大不相同的路徑，但對於吳景超的學術創見👚，他是很熟悉的，並且能夠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加以提煉和吸收。他說：“我們互相欣賞，他的"第四種國家"，我對他的這種分類，就是到現在還在用⛷，這就是工農比例。現在講小城鎮🤎，講中國農村的發展👨🏿🚀，最後總要有一個比較⇢🕴🏼，有個基礎，就是工農比例。如蘇北是三七開，到了揚州是五五開，過了長江是倒三七開🤲🏻。這樣才能表示得清楚。實際上這個方法是我從他那裏學來的。”
費孝通從吳景超那裏學到了從工農比例來分析中國農村的發展👳🏿♂️，但是他的研究是註重從農村出發、從微觀出發來理解中國社會🙅🏼，來尋求中國農村的發展模式。這與吳景超註重從都市出發🙋♀️、從宏觀出發來尋求中國農村和城市社會發展道路有相當的差異。這兩種路徑🐃，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盡管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是也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結合的🏺。費孝通是一個聰明人，他從吳景超身上學到了長處🧖🏼♀️，看到了吳景超的學術成就📫，同時也看到了形勢的變化，看到了吳景超的路徑不能達到的地方，從而采取新的辦法進行研究，發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學術思想體系💉。如果說早年費👨🚀、吳差異多於相同，那麽到了費的晚年🏪，他卻越來越體會到吳景超學術路徑的長處了。這當然主要是時代形勢的變化引起的。將近80歲時👉🏼，他還表示，對世界經濟的總的情況，以及宏觀的認識要補補課，“鄉下人要上街、要進城。我的頭腦要從鄉土中國進入一個現代化的中國。”過去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業國家，註重鄉土社會的經驗，從實際出發🪻，從鄉土工業和小城鎮發展來推進中國的現代化，當然也有其合理性🧑🍳；但長期局限於鄉土經驗，不能放眼世界，以推動城市化和工業化為核心來帶動農村的發展，確實有其弊病👷🏼👨👨👦👦。費孝通的心路歷程🐞，可以說真實反映了中國現代化所走過的這兩個階段。
有思想高度的肯定與欣賞
1938年夏天費孝通從英國留學歸來，投奔業師吳文藻在雲南大學設立的社會學研究室，後來吳文藻到重慶的國民政府任職，研究室改由費孝通負責🤧，他召集一批剛剛從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的優秀學生一起以社區研究的方法從事實地研究，開創了社會學史上傳為美談的“魁閣”輝煌🐀。
抗戰時期費孝通除了在美國訪問一年以外👨🌾，先後在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大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不過◻️，他和吳景超也許是有直接或間接的學術交往的。證據之一是吳景超在這一時期先後為費孝通的兩本新書寫過書評，這兩本書🚹，一是在英國出版的英文版的《中國農民生活》（即《江村經濟》），一是1941年雲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室的油印本《祿村農田》🫶🏻。從書評的發表時間和原書的出版時間之間的距離極近來看👩❤️👩，想必是費孝通直接給吳景超贈書，否則以當時戰時交通的不便，進口的西文書、未正式出版的油印本都是難以及時地通過正常渠道流通到在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任職的吳景超手中的。
吳景超對費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經濟》評價很高，他說：“據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書籍中，描寫一個區域裏的農民生活，像本書這樣深刻細密的，實在還沒有第二本。”他對費著青眼有加的主要原因，是他認為費著以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一個範圍較小的社區🌛，值得在中國社會學界推廣。他說🤦🏼：“我們看了這本書以後，覺得中國各地🍋🧿，應當有許多學者。用同樣的方法，把各地民眾的真正生活，描寫出來，讓大家讀了，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有更深刻，更廣泛的認識。”因為以中國幅員之遼闊🚵🏿♀️，個人能認識清楚的地方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依靠地理的著作、遊記或旅行得來的認識多是膚淺的、粗枝大葉的👨👩👦👦，乃至於與真相不符合🧑🏼💼，而費孝通的這一類書能夠補救這種缺點🏹。
在給費孝通《祿村農田》一書所寫的書評裏🛕，他寫道🏌🏼♂️：“《祿村農田》是一本很有趣味的書🧑🍳。在我們學社會學的人看來，這本書的價值，在代表著中國的社會學，走上了一條新的途徑。在過去的十余年👩🦯，中國的社會學者的主要工作，在於介紹西洋的理論🧏🏼。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論與方法，到中國的社會裏去做實地研究的，可謂絕無僅有。現在費先生帶領著一班青年的社會學者，在雲南切實的做了許多實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幾種油印成書。我相信這種風氣的提倡，一定會替中國的社會學奠定穩固的基礎，蓋起莊嚴的建築🧑🏻🦽。”
看來，吳景超對《江村經濟》和《祿村農田》的高度評價並不是簡單地贊譽費孝通本人，而是與他對中國社會學發展方向的思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1947年9月👳🏼♂️，費孝通最重要的理論著作《生育製度》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吳景超讀後大贊真是一本好書，隨即寫了一篇書評《婚姻向何處去？》在他主編的《新路》周刊上發表。他在文章開頭一段就說：“費先生的書👨🏻🦳，我讀了已經不少，但這一本書，無疑的是後來居上😌，在他所有的社會學著作中🦮，要算最有貢獻的一本🏆。就在中國社會學界中，過去二十年內，雖然不斷的有新書問世🤓，費先生這一本書⚈，內容的豐富🙋🏻♀️，見解的深刻🧖♀️，很少有幾本書可以與他站在同一水準之上的。”
將這樣高的贊譽給予一位學界後輩，在吳景超來說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就算同輩🤟🏼🧑🏿🎨，他也未見給予誰這麽高的評價。事實上🪘，吳景超一生寫過很多書評👨🏿🏭，評介的中外著作都很多🧝♂️，但前前後後算起來，給一個人的著作寫過四篇書評（另一篇評論的是下文將要敘述到的《中國手工業的前途》）的⬛️，除了費孝通以外，還找不到第二人⚂。說費孝通是吳景超最欣賞的中國社會學家🚬😂，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在費孝通從一個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到學界新秀，幾乎每個成長階段都能看到吳景超肯定、欣賞與支持的行為👯♀️。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吳景超通過書評活動對費孝通的肯定、欣賞與支持不是簡單的“捧場”🤸🏻♂️🚣🏽，說一大堆肉麻的溢美之詞加上幾句不痛不癢的話指出“白璧微瑕”🏌️♂️。他的贊譽是有高度的🌄，如前所述，他總是著眼於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前途，指出費著的精要之處以及它的推廣價值🧑🏼🦳。
很具體而犀利的批評
吳景超對費孝通著作的批評也是很具體而犀利的🏺💯，但所有批評都是“對事不對人”🧑🦼➡️，保持了評論的價值和尊嚴。
比如🛝，他在《祿村農田》的書評裏🛡，一方面肯定有別於普通“社會調查”而偏重於學理探討的“社會學調查”所具有的方法論優勢，另一方面又指出費孝通在運用這種方法論時表現出來的不足。其一是田野工作時間只有三個多月🦈，有點太短。他認為至少得花一年時間，才可以把農作日歷內所發生的事實，都觀察得到👨🏻🚒。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個案法和統計法並用⭐️，僅僅分析了五家的生活費用🦛🎑，數目太少⇨。他認為🆒，“只能用個案法，其目的則在細密的描寫各家的生活實況🖖🏻，使讀者對於各家過日子的酸甜苦辣，有清楚的認識。但是作者除敘述各家生活實況外，還算出他們各項生活費用的百分比，並以所得來批評恩格爾律🏊🏻，這不能不說是誤用了統計法📚🧼。統計方法，只有大量材料在手時才可利用。五家的統計，樣本太小，即使結果與恩格爾律不合，也不能證明恩格爾律的不確”。
再如🤸🏽，對於《生育製度》一書，他認為費孝通片面強調生育行為損己利人的一面，因而將生育製度歸結為全社會安排下來強迫人們接受的製度，並不是一種全面的分析🩳。因為生育子女具有老年社會保障的經濟功能✝️，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宗教功能🫐👩🏼🎤，即相信死後的靈魂需要子孫的祭祀才能保證在另一個世界裏不過凍餒的生活，“經濟的動機與宗教的動機🟠✔️，都可以使大多數的人，把生育子女，看做一種利己而非損己的工作。人種所以能夠繁衍到今日，這是重要的原因”。類似這種討論性意見👨🏿🏭，基本上每篇書評都占有一定的篇幅🤽♀️🔏，有的甚至是主要的篇幅。
吳景超的評論意見很細致，全書的結構布局、章節編排順序的合理性都沒有逃過他的註意。如對《江村經濟》一書，他說：“本書所註意的，是農村生活的兩大方面，家庭與經濟，作者先論家庭而後討論經濟。假如把這個次序改變一下🌼🐦🔥，先講經濟生活而後論家庭👩🏽💻，是否格外合理🙋🏽♀️，加增讀者的了解能力？林德教授的《中村》（通譯《中鎮》引者），便是先講經濟的🧑🦽➡️，我覺得他的辦法🚋，很可仿效。林德的書中🏋🏿👨🏽，還談到教育👒，宗教，娛樂，政治等問題🐘。如欲讀者對於一個區域中人民的生活，有整個的了解🫃🏻，這種種問題的敘述與討論，是不可少的。希望作者於本書再版時🍚，加入這些材料🧏🏿。”
關於中國手工業前途的辯論
1945年冬天，費孝通與西南聯大的青年朋友袁方在昆明的一家小茶館裏閑談🧑🏼🚀，袁方說他要到成都去開手工業討論會，兩人便說了很多關於中國手工業的話。後來張之毅、張犖群也加入談話😌，談完後由費孝通把討論的結果寫成文章，作為四個人的共同成果🍀🍑，由袁方拿到手工業討論會上宣讀🔡。後來這篇不長的文章作為時代評論叢書中的一個小冊子🛷，以費孝通擬的書名《人性和機器》出版👩🏼💻。1946年小冊子又在生活書店印了一次🕑，所以頗有流傳👨🏼。
1947年費孝通在北平整理舊書時❤️🔥，恰好返回清華社會學系任教的吳景超在旁邊🙆🏿，因為他們的這本小冊子裏點名提到了吳景超工業化的主張，所以就拿出一本給他看。不久之後💂🏽♂️，吳景超因不同意費孝通等在書中為他心目中“一定是逐漸衰微而終於消滅”的手工業唱贊歌而寫了一篇商榷性的書評，題目是《中國手工業的前途》，發表在《經濟評論》第1卷第20期上👵🏻，同時他還口頭約費孝通作文答復。但費孝通遲遲沒有應約寫回應文章。社會學會開會的時候，社會學界的同人因很關註這個問題，要吳景超和費孝通口頭上討論一次，所以他們便在會上有一次很熱烈的辯論。
此前此後還有一些其他人，或贊成或反對地在刊物發表文章與費孝通討論過《人性和機器》那本書的主張。看著這許多討論🩴，費孝通想說的話越來越多，便動手寫了一篇答復吳景超的文章，《小康經濟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
在這篇回應文章裏，費孝通一方面答復了吳景超提出的種種質疑，更重要的是正面闡述自己關於鄉土工業的一整套設想。他的想法是著眼於當時國力衰弱、民生凋敝的現實♥️，寄希望於更新中國鄉村中農工互補的傳統，使包含鄉村手工業在內的鄉土工業能夠切實地發揮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
費孝通從在江村調查時即已開始探索手工業和鄉土工業的發展道路以及對於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貢獻🤙🏼，到寫作這篇回應文章時已有超過10年的探索時間。而吳景超則是從上世紀20年代末回國初期就開始大力鼓吹都市化與工業化🏋🏼🧑🏿🚒，一方面駁斥種種“以農立國”論調🕞，一方面探索相關的許多具體問題，思考問題的時間將近20年📕。他們兩人的成就，可以說代表了中國社會學家關於當時中國經濟建設道路探索的最高水準👨🍼。
如費孝通所說🗑，他們兩人在中國工業化的長遠目標上是一致的👉🏽，分歧的主要原因是針對當時“劫後災黎”遍布☎️、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社會現實⬛️，他因“心腸軟”而提出了一套過渡性的辦法，期望達到黎民不饑不寒的小康經濟標準，而吳景超則因“心腸硬”更看重根本解決中國工業化的問題。如此看來🎄，費👩🏿🦲、吳的爭辯👩🏽🦰☆，盡管給當時中國發展道路開出的藥方不同，但其區分也僅僅具有階段性的意義，即費更著眼於現實的可行性，而吳更側重方案本身的系統性和全面性👩🏽。可惜的是，以我們的後見之明來看，在那個內戰硝煙正濃的年代，討論這種與時局無關的緩不濟急的問題，本身便是相當奢侈的。
轉自 近代中國研究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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