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2015年10月29日《大眾日報》載文《天才的因緣》，其中有這樣的話：

“陳、傅二人之交誼,本是一段惺惺相惜之佳話,後卻演變成不諧頻出之憾事,其間微妙之處,頗讓人喟嘆玩味。”

“後二人終趨交惡,陳氏被中央研究院解聘,頗感不快。事後他寫給史語所同仁的詩中，有這麽幾句‘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詞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現在要問，二人在何時，因何事交惡？把兩位學術大師描寫成因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而交惡的人，作者的目的什麽？

一

文中所引的詩，在《陳寅恪集—詩集》和《陳寅恪集—書信集》中均有收錄，寫於1943年春。陳寅恪致史語所第一組諸友的信中說：“癸未春日感賦呈史語所第一組諸友即求教正。弟寅恪上 三月三十日。”按文章作者的意思說，在1943年3月之前，陳寅恪就與傅斯年“交惡”，而被中央研究院解聘了。翻閱一下《陳寅恪集—書信集》，其中收錄了1928-46年陳寅恪致傅斯年的70余封，1943年之後的信不僅談史語所的工作，談個人的著述計劃，談日常生活的窘迫，相互詢問健康狀況，這不該是“交惡”之後的行為吧！

下面摘錄幾段：

1944年1月25日 陳寅恪致信傅斯年詢問：“拙著隋唐製度論稿已付謄寫否?”

因物價飛漲，薪水不足以支撐日用，陳寅恪自定潤格，但史語所除外。1944年10月4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提到，“袁守和兄囑弟為北平圖書館刊作文，實難再卻。然弟除史語所外，作文須酬金，現在潤格一篇一萬元為平均之價目（已通告朋友，茲以籍省麻煩），而守和兄只復以三百（元）字一千為酬（本為千字一百五十元破格加倍），弟實不敢應命，因近日補治牙齒（不能請補助費），甚須費錢，且不能賤賣以壞信用，如守和尚在渝，希為弟解釋，免生誤會。”

因眼疾由夫人唐筼代筆請傅斯年代審何茲全論文。1945年2月1日信中說：“孟真先生史席：寅恪以目疾臥來，一二月內尚難讀書寫字，囑將何茲全君論文一篇，集蓋章空白紙兩張寄奉先生代為審核填寫。一切全請全權決定。有勞清神，容當後謝。”

因眼疾陳寅恪住院手術，開銷甚巨，須多方籌劃經濟來源。傅斯年和史語所第一組同仁欲為先生捐款，1945年2月2日陳寅恪囑夫人唐筼回復：“兄及第一組諸位先生欲捐款，極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請不必寄出。”信中還問及傅斯年的心臟病，“聞兄亦有心跳病，望多珍攝是幸。”

陳寅恪赴英治療眼疾，歸國前由夫人唐筼致信傅斯年報告近況及工作安排。1946年3月16日信中說：“近日屢接寅恪來書，對於眼病治療之結果頗為失望。”並在附言中說，“寅恪來書雲：對燕大事已辭謝，大約欲回清華或回史語所專事著作。”

如果兩人交惡，就該請文章作者解釋他們為何要寫這些信。

二

近年有文章討論陳、傅的關系，如王晴佳《陳寅恪傅斯年之關系及其他——以臺灣中研院所見檔案為中心》（《學術研究》2005年第11期），張少鵬《抗戰前後的陳寅恪與傅斯年》（《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 第10期），而《天才的因緣》的內容大多是從其中節錄的。文章說：“後二人終趨交惡,陳氏被中央研究院解聘”。筆者想問，這事真的發生了嗎？要談陳寅恪與傅斯年的關系，就應首先明白陳寅恪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及意昂体育平台的關系。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時，陳寅恪任清華學校研究院導師已兩年。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史語所代理所長身份致信陳寅恪，“本院院長（蔡元培）聘先生為本研究所研究員，懇請許諾，感荷無置！……先生本是清華學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當由本院長函致清華學校校長，請其許可。先生改在北平，至少在北平住每周數日，以便從事上列工作。至於因此而先生在清華任務減少，當由本院退還清華先生在清華所領薪俸之一部，從先生在北平工作日起算。凡此種種，如荷同意請即示”。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致羅家倫、馮友蘭、楊振聲（此三人主政清華，羅是校長，馮是秘書長、楊是教務長），“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系。……寅恪事前已與誌希（羅家倫）談之，望誌希開一個formula 。”之後，史語所與意昂体育平台協商決定，陳寅恪仍在清華任教，但史語所聘其為專職研究員。因在清華的工作量減少，史語所把陳寅恪在史語所應得薪金返給清華。為了史語所的工作需要，陳寅恪搬入城內居住。1929年年末陳寅恪致信傅斯年談到在史語所和清華的工作，“弟下年仍然照舊擔任第一組主任之虛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實無所事事)，但不必領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華要全薪。”“且一年以來，為清華預備功課幾全費去時間精力，故全薪由清華出，亦似公允。”1930年8月7日，意昂体育平台第二十五次校務會議，“討論歷史語言研究所函陳改聘陳寅恪先生為特約研究員並停止退還陳先生在本校薪俸案。”從8月起，史語所改聘陳寅恪為特約研究員，仍兼任第一組主任（從1936年以前的史語所工作報告知，陳寅恪一直是史語所的專任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同時陳寅恪繼續擔任意昂体育平台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並回清華居住。此後，盡管陳寅恪曾短期任教於廣西大學和燕京大學，他的主要任職一直在意昂体育平台。用現在的話說是，陳寅恪的人事關系一直在意昂体育平台，他赴英講學，留港任教，及去廣西大學等都向意昂体育平台校長請假及續假，與史語所並無此種手續。

1936年史語所遷往南京後，陳寅恪致信傅斯年，請辭兼任的第一組主任，並請求任通訊研究員，不領薪金。史語所沒有答應這個請求，陳寅恪繼續在史語所兼職。1938年陳寅恪從九龍取道越南赴昆明，經河口時，除護照外，還需身份證明書，3月15日陳寅恪致信傅斯年，“乞兄用中央研究院名義證明弟為中院史語所第一組主任，蓋院或史語所印” 。1942年4月14日，傅斯年致信杭立武，談接濟陳寅恪事：“茲擬將寅恪兄在本所之本年1月至6月份薪俸六百元，先行寄去。”8月31日傅斯年致信中研院總幹事葉企孫談聘陳寅恪事及薪金，因陳寅恪時在廣西大學任教，遂建議以“專任研究員暫適用兼任研究員之待遇”，“月薪一百元，暫加薪四十元。”由此可知，陳寅恪在史語所享受兼任研究員的待遇，每月薪金100元。中央研究院從未解聘陳寅恪，不僅如此，陳寅恪還擔任著中研院的評議員，這在史料中有記載的。對於陳寅恪的工作，傅斯年1934年給胡適的信中談到，“若以寅恪事為例，則寅恪之職務，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則我代其辦理。……且寅恪能在清華閉門，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數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陳寅恪兼任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不能經常到所裏，所以第一組的日常事務是由所長傅斯年代理的，但工作成績是突出的。

王晴佳的文章說，1942年之後，陳寅恪沒有到史語所工作過。這與史實不符。查一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報告》，就不該下這樣的斷言。1945年工作報告中“第一組之工作”標題下，第四項內容是“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寫成專著二卷。”從以後的工作報告知，此項研究是陳寅恪從事的。1947年的報告寫道，“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研究員陳寅恪）陳君在北平，繼續研究此一時期的史事。”並在再版書刊條目下列出了陳寅恪的《唐代政治述論稿》和《隋唐製度淵源論稿》兩書。1948年的工作報告說，“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研究員陳寅恪） 陳君在北平，繼續研究此一時期之史事，寫成《元微之悼亡詩及艷詩箋註》一文。”從中可知，作為特約研究員，陳寅恪在北平一直從事史語所的研究課題，並提交研究著作。引用了新發現的檔案材料，卻把舊有的史料棄之不問，能說是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嗎？

三

關於陳寅恪的《癸未春日感賦》，胡文輝著《陳寅恪詩箋註》中有詳細的註釋。且看文章作者是如何理解這首詩的，“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談他從香港歸來所目睹的時事變化。然第二和第四句，則似乎隱含了他對傅的不滿。他認為傅氏已成學界‘秦吏’,行事過於嚴苛,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時又表明他畢竟有家庭牽累,無法按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樣行事。”(通常說七律有八句，七字為一句。這裏稱14字為一句，也令人費解。)這些話是作者從王晴佳的文章裏抄錄的。常言說詩無達詁，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背離詩的主旨。該詩寄給史語所第一組諸位同事，是要向大家公開的，能在詩中暗諷所長傅斯年嗎？心胸如此狹隘，手法如此低劣，能是一位學術大師所為嗎？再者，所長傅斯年當時竟然沒有讀詩中有這樣的隱喻，還代為傳播，也真是件怪事了。

如胡文輝解讀，“讀書漸已師秦吏”是針對國民黨對學校實行黨化教育，用典故批評國民黨，引《史記秦始皇本紀》所雲，“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詩中的“漸”是個過程，“已”是現狀。從1927年國民黨提出黨化教育，開設黨義課，請國民黨黨部的頭面人物到學校講課或專設黨義教員，到1940年代這個體系已經很完備，學校全面實行訓育製度。而在1943年2月19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兼任中央大學校長。3月10日出版了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執筆者是蔣介石的禦用文人陶希聖，國民黨大量印刷，廣為宣傳，自然成了黨義課的重要教材，真是以“秦吏”為師了。這應是“豈知春與世俱新”的一例吧。“鉗市終須避楚人”，用《漢書•楚元王傳》中的故事提醒朋友們遠離政治，明哲保身。但自己也無法達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的境界，處亂世，貧病交加，感嘆“大患分明有此身”。

“九鼎銘辭爭頌德”指為當年頗為轟動的一件事。1943年1月11日，中美簽訂了《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的條約》，中英簽訂了《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兩項條約於同一天簽訂，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認為是國民政府洗雪了中國的百年恥辱，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等人提出向蔣介石獻九鼎以紀其功。請中央大學教授顧頡剛撰寫了鼎銘。據《顧頡剛日記》，1943年1月28日， “將劉起釪所擬九鼎文重作。……鼎銘：（一）萬邦協和，光華復旦。（二）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之後又補記：“中國與英美之新約既成，各學校黨部及工廠黨部欲向蔣委員長獻九鼎，而以鼎銘屬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竄，如上文。”銘文在報上公布後，自然引起議論。遠在廣西大學任教的陳寅恪，應從報上讀到後寫了詩，並於3月30日把詩寄給史語所的諸位同事。陳寅恪的詩是否也被公開發表了，尚不清楚，但顧頡剛不久即從傅斯年處知道陳寅恪寫了詩。據《顧頡剛日記》，1943年5月13日：“孟真謂予作九鼎銘，大受朋輩不滿，寅恪詩中有‘九鼎銘辭爭頌德,’語，比予於王莽時之獻符命。諸君蓋忘我之為公務員，使寅恪與我易地而處，能不為是乎！”其實，寫出九鼎銘詞，顧頡剛也感到慚愧。他在日記中有日後的補記說：“此文發表後，激起許多方面的批評，使予自慚。”1967年5月4日顧頡剛在日記寫道：“靜秋要我將為蔣匪作《九鼎銘》事寫出我內心的希望。然彼時我對蔣匪實已稔其惡跡，絕不存私人希望，不過卻不過孔祥嘉之話，做一篇應酬文章而已。”

當時抗戰正酣，“九州遍灑黎元血”，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百年粗糲總傷貧”，國民黨花費二百萬元，用了近一年時間，鑄了九個銅鼎，刻上銘文。真是一次荒誕無聊，勞民傷財的舉動。有人認為，向蔣介石個人鑄獻九鼎，是一種封建性質至少是半封建性質的擬議，肯定是歷史的一個退步。原計劃1943年11月7日國民黨中央訓練團第28期舉行開學典禮，同時舉行獻鼎典禮。但典禮開始之前，蔣介石急令叫停，拒絕接受獻鼎。

對於陳寅恪的詩，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在1943年12月18日的日記中也有記錄:“寅恪對騮先（即朱家驊）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止。謂頡剛不信歷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並抄錄了這首詩。由此可知，陳寅恪的詩在當時學界是頗有影響的。如今《天才的因緣》的作者等竟然如此曲解這是詩，可以說一種歷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