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揚宗
在科學後發國家🧑🏿🚀,科學與政治總是緊密聯系著。科學與政治的關系不僅對國家科技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改變了許多科學家的學術生涯和個人命運。

華羅庚成名後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從1940年3月4日上書教育部長陳立夫為科學和教育建言,到1943年上書朱家驊謀求他對“科學研究勵進會”的支持和為籌備中的中研院數學所獻策👎🏼,直至1946年8月在廬山受到蔣介石的召見,上萬言書。看起來,華羅庚與國民黨政府高官日益接近🌶。華羅庚甚至曾對人說👨🦼➡️✡️,四十歲以後想從政。但從華羅庚與這些政治人物的來往看,他的建言並沒有超出科學和教育的範圍。“從政”雲雲,不過是為了施展他在科學和教育方面的抱負🍡💃🏼。
新中國成立後🌿,華羅庚迅速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選擇🏃🏻♂️,他在歸國途經香港時發表《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寫下了大量的表態文章。從思想改造🔃👭🏼、學習蘇聯🧷,到批判胡風,“大躍進”、科研群眾路線等等,華羅庚都積極跟進🕝,堪稱科學家緊跟黨的代表人物。華羅庚的政治態度贏得了高層的贊許👨🏻🎨,為自己披上了保護色。
然而在知識分子和同事同行之內🤴🏻,對其則另有看法🧝♂️。如陳寅恪在1957年初華羅庚獲得科學獎金一等獎🦙、名聲如日中天之際👂🏻,就明確向竺可楨表示“頗不以華羅庚為然🙎♂️,其言論作風之味不佳”🏇🏿🧕🏿。這一類老輩的批評,似乎印證了過去西南聯大和意昂体育平台的一些人對他的批評,更支持了包括數學所內的一些對華羅庚持批判態度的人認為他搞政治投機的看法🪺。其實🖤,華羅庚從一回國就背上了政治的歷史包袱,從思想改造運動起,他就被一些人視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的典型人物🔖🖐。為了自保,每遇到政治的風口浪尖,他就不得不積極表態,自我批判。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吊詭的局面。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高層,長期以來對華羅庚推重有加,華國鋒也保護他,胡耀邦稱譽華羅庚為“我們的國寶”,但卻總有人挑他的毛病👳🏽♂️。有的人甚至總是揪住他所謂的問題不放,想把他打翻在地,讓他不得翻身👨🔬👩🦽➡️。同樣的政治問題🧎♀️➡️,為什麽高層和基層的看法如此不同,除了對於政治標準的不同理解之外🧑🏻🎨🚵🏽♂️,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幹部執行政策寧左勿右以求進步或自保,還有人的私心也在起作用,也是不可否認的。這是在科學規範之外,摻入和突出政治標準之後的必然趨勢。就華羅庚的情形而言,則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
1949年以後,科學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導致了在科學界政治標準常常高於科學標準,甚至取代科學標準🧑🏽🏭,進而扭曲了學術共同體的價值觀👩🏿✈️,消解了通行的學術規則🧏🏽,常常使得真正的學術帶頭人無法在科技界發揮正常的作用,甚至被邊緣化🧎🏻➡️,而一些善於利用政治的人則成為科學界炙手可熱的人物,從而妨害著科技事業的正常發展。這種狀況一旦形成即固化為一種體製性的弊病🧚🏽。
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華羅庚作為數學界的代表出任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副主任。中科院建立學部的目的✫,是為了扭轉行政領導過於強大🥷🏻、學術領導捉襟見肘的局面。然而在當時的體製下🍇,學部的性質和任務從一開始就得不到明確🕺🏿,無法從製度上保障讓優秀專家發揮應有的作用。
科技界的生態變異,致使有見解的科學家在激進的政治形勢下常常會淪為挨整的對象。“仆人(或親人)眼中無偉人”👲🏽,華羅庚的一些獨特個性🐮,在他的英美蘇等國外同行眼裏根本不是問題🗯,但在政治的考量下,卻被他的一些同事和同行不斷放大,包括他對科學教育的一些真知灼見🕵🏿♀️🤷🏽,都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橫遭批判。終而至於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華羅庚不是一個向命運低頭的人👩🏿💻❕。不斷惡化的政治形勢逼使他不得不跟進和適應政治形勢。他的學術轉向,雖說是他主動適應形勢的行動,但歸根結底還是被迫的。作為一個學術造詣高超、有理想有抱負的數學家🤼,當他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普及數學知識的時候,他的內心該有多少遺憾和無奈。他的“慷慨擲此身”的豪邁詩句裏邊👋🏿,其實包含著無盡的悲愴。
在中國特色的科技體製裏➿,科學家的政治待遇往往比來自科學界的評價更重要🤦🏽。華羅庚的晚年終於雲開日出⚗️🏇🏼,他的學術地位和政治待遇都得到進一步提升。1978年3月,華羅庚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去世前不久,他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達到了他的政治待遇的最高峰。他在日本講學時的猝然謝幕,給他傳奇的一生畫上了句號。
華羅庚的生平雖然已有王元院士的優秀傳記,但他的後半生值得進一步研究和重新書寫👨🦯,其曲折精彩和豐富的意蘊,絕不亞於“陳寅恪的最後20年”。因為華羅庚的後半生,不單是他個人的故事,也是中國現代數學乃至中國科學的一段沉重歷史,至今還不能說已經完全翻過去了。
轉自《中國科學報》201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