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列佛遊記》(1726)英文版書影
錢鍾書對林紓翻譯的小說情有獨鐘,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更是其最喜愛的英國作家之一。斯威夫特進入中國始於《格列佛遊記》(Gulliver'sTravels,1726)的翻譯,在其諸多的漢譯本中,以林譯的《海外軒渠錄》(1906)影響最大。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1963)一文中提到🧙🏽♂️:“接觸了林紓🧔🏿♀️,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麽迷人。我把林譯裏哈葛德、迭更司👨🏼🦰、歐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復不厭地閱覽。”錢鍾書說自己有時寧願讀林紓的譯文,也不願讀原文,因為林紓的中文文筆有時比原作者還要高明🌌。正是因為林譯小說“媒”的作用,打開了錢鍾書最初認識斯威夫特這些外國作家的大門。
錢鍾書和斯威夫特二人的純文學創作在數量上並不算多🧔🏻♀️,前者以文藝批評名世,後者以政論文見長🎑。在《人·獸·鬼》(1946)、《圍城》(1947)和《格列佛遊記》🚣🏿、《書的戰爭》(The Battle of the Books and Others,1704)等幾部作品裏,我們卻看見不同文化傳統間的精神聯系,特別是在諷刺這一藝術手法的卓越運用上🏞。
錢鍾書早年留英,對英國文學與文化有著較深刻的理解📗,在斯威夫特的身上💁🏿,他更容易看到充滿思辨精神的英式諷刺。斯威夫特善於辭令,想象力豐富,他的諷刺近乎詼諧幽默,甚至有些玩笑還很粗俗🧔🏻。在十七八世紀的歐洲,戲仿是諷刺創作表現的重要一支🏊🏽,斯威夫特的《書的戰爭》就是戲仿英雄史詩之作🐖,身處古典主義立場的斯威夫特在書中以一種詼諧諷刺的筆法攻擊現代名人📘,並對古代賢人頂禮膜拜𓀙。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大多數諷刺作品呆板沉重💷,與之相比,錢鍾書諷刺類的作品,像短篇《貓》(1946)、《紀念》(1946)等💠,都充滿滑稽的戲仿,在現實的觀照之下對人性的瑕疵進行犀利的諷刺🫑。《靈感》(1946)諷刺的是精神異化,而《上帝的夢》(1946)則充滿《格列佛遊記》式的想象力,並對聖經裏的“上帝創世紀”進行戲仿和解構,將上帝和人類塑造成充滿虛妄的角色。他的《圍城》更是中國現代諷刺文學史上的傑作⛹🏽♂️🔬,與斯威夫特有著密切的精神淵源👫。
與斯威夫特不同的是🧏🏼♂️,錢鍾書的諷刺包含更多的機智喜趣。機智喜趣往往要通過一些具象化的比喻來實現🦵🏻,因此可以被稱為“諷喻”🙆🏽。錢鍾書的諷喻不同於同時代的其他諷刺作家,他將議論和哲理引入其中👳🏿♀️,機智且耐人尋味,但太多的枝蔓不免有賣弄學識之嫌。《圍城》裏的鮑小姐在著裝上常常“將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因此被人調侃為“熟食鋪子”和“局部的真理”,因為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鮑小姐並未完全赤身裸體🏌🏽♂️。在對李梅亭眼睛的描摹上,錢鍾書稱其“兩只大白眼睛像剝掉殼的煮熟雞蛋”。斯威夫特當然也有喜趣的一面,大人國一個老眼昏花的人仔細盯著格列佛看,斯威夫特形容這個人的眼睛就像“兩個從窗口照進了房子的滿月”𓀜。斯威夫特的機智喜趣並不常見👳🏻♀️,他慣用最平常的比喻來表達令人深思的哲理🌆,在《掃帚把上的沉思》(“Mediation up on a Broomstick”,1710)一文中👷🏽♀️,他用一根“灰溜溜地躺在無人註意的角落”的掃帚把來比喻失勢的人🤶🏽,曾經“風華正茂”,“如今變了樣”,“最後只剩下一根株了”🔠。在“小人國遊記”裏,討論“雞蛋該從大頭還是小頭破殼食用”引起了教派之爭👋🏼👂🏿,“鞋跟的高低”又引發了政黨之爭🤪,正是從這麽一些生活裏稀松平常的諷喻入手,才更突顯了這裏面的荒謬來🧛🏻♂️。當然⭐️,斯威夫特最為擅長的是溫和辛辣的諷刺,在《一個小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1729)裏,他提出了一個可行的建議,將嬰兒養肥,賣給富人當佳肴享用🌽,皮可以做手套、皮鞋,其他器官也可以找到銷路🥃🧑🏻🦯,以此解決愛爾蘭人民的貧困👌🏼。這個溫和且不動聲色的建議背後是作者對英國當局辛辣的諷刺和深深的憤怒👵。
錢鍾書和斯威夫特對人性都持悲觀的諷刺態度,但其中又有不同。錢鍾書的諷刺大多基於人性的弱點,以西方存在主義的偶然和荒誕來詮釋人生,流露出現代主義的光芒。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數滑稽、醜惡💜🥃,充滿瑕疵,就像他在《圍城》序中所說,他要描寫的角色是“無毛兩足動物”💺,書名“圍城”以及書中的諸多意象👨🏻🌾🧎🏻♂️,譬如“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結婚如同“被圍困的城堡”,就已經展示出現代人對生命困境的思考👨👩👧👧,即使這些諷刺充滿機趣👩🚀,也被蒙上一層悲涼🖕🏻。錢鍾書這種存在主義哲思增加了小說的現代性質🗼,不自覺地融入了20世紀40年代現代主義的世界潮流中🧑🏿🦱。而斯威夫特筆下慧骃的理性和“耶胡”(Yahoo)的原始野蠻卻染上了一層啟蒙時代的激進色彩🎃,作者借著“耶胡”來抨擊人類,“耶胡”身上那種自私⛰、淫欲和罪惡正是人性中的劣根👩🏻。當格列佛從慧骃國回家之後,發現自己像患了厭世症一般,很難與家人🫸🏿、社會相處🌋📽,他開始恨人類👒👨✈️,與人類疏離,向往回到充滿理性的慧骃國。啟蒙時代是理性時代🎃,也是激進的時代🐆,格列佛對慧骃國的向往在許多批評家那裏成了對啟蒙時代的精神追尋,而斯威夫特也成了激進的啟蒙派的代表👨👧👧。
斯威夫特對科學的諷刺保守態度與《圍城》中錢鍾書對“老”科學家的諷刺調侃似乎形成了一種呼應🤷🏽♀️,他們基於各自的生活根基,在荒唐與真實之間尋找某種關聯💒👇🏻。斯威夫特的宗教立場使其對現代科學的態度十分保守,對過分強調的理性也表示反感🙅🏻♀️。早年在《書的戰爭》中他就極力捍衛古典立場🐤🔇,對現代科學和文化思潮持反對態度。在錢鍾書的筆下⚄,科學家的角色似乎也不那麽高尚,《圍城》中的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作者將其形容為“一位老科學家”🦵🏼,這個“老”字非常尷尬,“老”可以用來形容科學⚒,也可以形容科學家。但不幸的是,科學家跟科學卻不大相同👩🏽🦰❇️:“科學家像酒,愈老愈可貴,而科學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錢。”這位研究生物學的“老”科學家還將自己的科學知識推而廣之🎸,將學校也看成有機體,認為教員之於學校就像“細胞之於有機體”,並為自己發現這個科學定律而沾沾自喜,錢鍾書飽含機智的諷刺筆調的三言兩語讓這位灰色知識分子的形象躍然紙上。在“飛島國遊記”卷中🧛🏽,拉格多科學院的科學家們同樣荒誕滑稽,諸如嘗試用觸覺和嗅覺辨別顏色🆓,將冰燒成火藥,而語言學家們為了改進本國語言甚至計劃取消語言中的所有詞匯。在二人對科學家的諷刺中,我們似乎能感覺荒唐和真實之間存在的某種聯系。《圍城》中一系列灰色知識分子的形象至今在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錢鍾書窺探到了他熟識的知識階層醜陋的一隅👼🏽,就像他在《圍城》序言中所說🍾:“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而在斯威夫特生活的17❄️、18世紀🖕🏽,人們對現代科學充滿盲目的樂觀和追求,斯威夫特卻及時洞察到了這種科學烏托邦背後的虛無,對一切不切實際的科學研究進行嘲諷👼,有人認為斯威夫特嘲諷的對象是有所指的🎚🧑🏽🎤,就是當時以牛頓為代表的英國皇家科學院。
二人在對歷史文化的尖刻諷刺上比較相通,多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的作品中都充滿了對人類文明和歷史的反思🏃♀️,也許這正印證了“東海西海,心裏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的說法。錢鍾書在《靈感》中借地府閻王之口說:“人類幾千年來雖然各方面大有進步,但是對於同類的殘酷🚞🫴🏽,並未變得精致文雅……就把中國為例,在非刑拷打裏,你就看得到古為今用的國粹,鼻孔裏灌水呀⛅️,火烙夾肢窩呀,拶指頭呀🫖,以及其他‘本位文化’的遺產。”同樣在《格列佛遊記》中,大人國國王對近百年來英國的大事記感到十分驚訝:“這些大事只不過是一大堆陰謀🙇🏼♂️、叛亂🤜🏿💋、暗殺、屠戮、革命或流放🦹🏽♂️。這都是貪婪、黨爭🦸🏿、偽善、無信🫳🏻、殘暴、憤怒🉐、瘋狂、怨恨、嫉妒🧐、淫欲📹、陰險和野心所能產生的最大惡果。”批判是知識分子的天性🤼,他們對社會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飽含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
錢鍾書拓展了諷刺藝術的疆土🌒,他在接受斯威夫特外來影響的同時🪭,又根據個人審美情趣和民族文化傳統,對外來的諷刺進行二次創造,加之以機智俏皮、玩世不恭和辛辣犀利🔣,將斯威夫特的諷刺精髓不著一字地消融在自己的創作中。但透過一些細節,我們又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兩位作家背後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理念🚣🏿♂️,譬如💐,格列佛不知厭倦地先後四次出海遠遊,讓人不得不將其和浮士德式的探索精神相聯系🤽🏿😐,這一點又和《圍城》表現出的存在主義困境迥異。總之,錢鍾書和斯威夫特的比較研究進一步補充和豐富了比較文學的研究個案🤳👨❤️👨,讓我們在跨文化視野下重新認識了不同文學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傳統✫,這對於深化比較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喬納森·斯威夫特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研究”[18YJC75102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