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晚年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梁啟超♈️，似乎才心定於自己的學者身份🈳🥡。不過🙃，正如俗語所言，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以梁啟超百科全書式的博學，在一個學術研究日趨專門化🧑‍🧒、專業化的時代，他又究竟該如何確定自己的研究領域或者所謂的專業呢？

　　好在當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規矩還不像現如今，在當年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身上😒，似乎亦還能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回光返照之余輝🌐。他們基本上都是中國傳統文史之學的通家，又能在學術社會之間穿行👨🏻‍🎓，哪怕學問做得再偏門冷門，他們的心與情，依然有相當一部分維系於變動之中的家國社會🥷🏿。面對如此千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他們不能改變社會時代，但他們還可以通過自身，來維系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尊嚴，並以此來呈現他們與變動之中的時代社會之間的“關系”。

　　一九二○年之後👨🏽‍⚕️🤶🏻，梁啟超時常進出於清華學校🚃，那時候他的身份似乎也在逐漸明朗──無論是對於梁啟超自己，還是對於清華學校的師生們💭🤷‍♀️。那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公車上書時期慷慨激昂的青年士子，也已經不是流亡日本時期發起“小說界革命”、撰寫《新中國未來記》的揮斥方遒者。當現實逐漸為歷史所替代𓀐🥏，一個力求影響改變時代社會的梁啟超👰‍♂️，也就逐漸“陷入”到歷史的幽邃📬、輝煌甚至塵埃之中──他逐漸成了一個歷史的闡釋者🦸🏼‍♀️，而不再是一個時代社會的“改革家”。

　　或許是與此有關，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學者的梁啟超，內心深處的惆悵孤寂無奈等等，亦便一點點淤積，最終似乎找到了一個聊以對讀互視並偶爾宣泄的通道──中國古代詩文。

　　這是一個值得關註的“轉向”🙅🏿‍♂️，不僅是從當初一個關註現實社會改變者的轉向，而且，在文學領域，也從一個關註大眾文學、平民文學以及啟蒙文學的文學宣傳家，轉向到一個從文學中發現並呈現內在情感自我與精神審美自我的文學精英👀🛩。在這一轉向中，梁啟超轉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精英知識分子與文學自身的關系上。那是一種撇開任何功利性的訴求、專註於自我內在需要的“純文學”關系。

　　目前能夠找尋到的梁啟超晚年的文學講義🕖，大抵收錄在一本《中國文學講義》書中。其中分五個專題，分別論述了“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屈原研究”“陶淵明”和“情聖杜甫”🫲。從晚清時期論述倡導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倡導譯印政治小說，並明確宣稱中國文學最需要的🏢，是所謂西洋式的政治小說、偵探小說和科學幻想小說，到關註中國文學中的美文傳統以及韻文中的情感表達，梁啟超似乎從一個文學和文化上向外看的人，轉到從中國文學自身傳統中重新發現依然具有情感活力🍲、審美活力和思想活力的因素🩷。這一努力✋🏼，在上述專題講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或許可以從梁啟超自己對於上述轉向的些微言論中窺見到他的一絲半點心路歷程🐖。他曾在一篇講義後記中說，講義“皆於著史之暇🤰🏽，閑日抽余晷草之”。還說“惟自覺用表情法分類以研究舊文學🍄，確是別饒興味。”前說似乎還是將文學以及文學研究，視之為一種“閑暇余興”，而後說則說明，晚年的梁啟超，不僅找到了一條走進中國傳統文學的自我審美通道，同時也找到了一種學術研究的方法。這種從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中的發現🫴🏼、關照與分析研究之中🧇，來闡述確定中國傳統文學及文人的審美價值和意義的嘗試，確實與晚清時期梁啟超借鑒他心目中的西方文學，過於強調文學的知識性👙、思想性和教育性功用的文學改良主張有很大分別🤺。這種分別，既是梁啟超對於中國文學傳統的再次發現與定位，也是中國文學在現代世界文學語境之中重新獲得自信的一種表現。

　　這既是梁啟超晚年的一次“轉向”，也是清末民初時期精英文人們對於中國文學認識與評價的一種轉向🥌。這種轉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走向保守🧑，而是對於此前過於簡單激進的民族文學傳統理解的一種超越。（段懷清）

轉自《大公報》2012年12月4日